材料

材料一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材料二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风东渐，星期制传入中国。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视星期制为文明之制，主动仿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规定两湖书院的学生只准休旬假（十日放假一日），不得过星期日。1902年至1911年夏，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各学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门陆续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1912年民国肇建，南京临时政府“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采用了星期日公休制度。与此同时，星期制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渐成都市生活中新的工作与休闲的节奏。合理的休息与适度的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材料三   1949年之后，新中国沿用近代以来形成的星期日公休制度。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第174号令，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利用和过好双休日，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消费休闲和社会风尚都有很大影响，从星期日公休制到一周双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人民日报》等

材料四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   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却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到20世纪初年，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上海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上海华界。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1916年成立中华卫生教育会，先后在北京、杭州等15个城市开展卫生运动。从总体上说，到民国年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但南京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较好，内陆城市较差。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服饰讲求含蓄，注重伦理，不强调服装与人体各部位保持一致，更不注重用服装表现人体的曲线，褒衣博带、长裾雅步是中国古代服饰的主流。从夏商时期开始，服饰就已不可避免地被拉入了“礼”制范畴；赵武灵王引进胡服主要是用于改革军队服饰，便于骑射；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割新鲜卑拓跋族与旧有文化的纽带；大唐时代经济发达、国家富强、文化政策宽松，以宽厚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自信地接纳四方远近外来服饰文化；满清统治者一方面以“首崇满州”来竭力维护满族服饰文化的独自系统性，并通过“剃发易衣冠”的政策改造汉服饰文化。

——摘编自竺小恩《中国近代服饰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

材料二   民国成立后，要求废除满式的官服顶戴，以新礼服代替旧式官服，不分级别高低，凡任职的官员，一概统一着装。上海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商埠，国际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愈发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近代上海的服饰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现象，很多服饰直接采用西方样式，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大城市的一批主要从事西式服装制作的裁缝产生了，有的则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样式并加以改进。

——摘编自竺小恩《中国近代服饰与古代服饰变革之比较》

当时……对清统治者当年强迫汉人接受的发辫，大多数人都主张剪去，并且认为“不剪发不算革命”，“也不算时髦”，谁若继续留辫子，便为社会舆论所不齿，“非讥之为豚尾，即詈之为满奴。”在服饰上，“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礼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人们穿衣“务趋时髦”。

当时一般人认为，西方的社会生活要依据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完美、理想的社会模式，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则充满着陈旧恶俗，不符合时代潮流，非改革不可。以致在民国初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认为谁接受西方的社会生活习尚，谁就是文明、开化，属于新派人物，否则，谁就是保守，顽固之徒。

——王文泉等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

材料一   上海的城市特点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为女装西化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殷实的土壤。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女界一直引领服饰变革的潮流，成为近代女子服饰变革舞台上的主角。民国以后，受西方风气熏染的都市女子日益增多，“摩登小姐”、“新妇女”成为时代美丽女性的代名词。

——据陈国灿《江南城镇通史晚清卷》等整理

材料二   18世纪进口印花棉布和随后本土生产的棉布，色彩更加丰富明快，英国人感受到“棉布比厚实的羊毛纺织品穿起来更加舒适”。18世纪上半叶，服饰的模仿非常普遍，同类型的服饰消费为服饰的大规模生产提供重要契机。成衣业的发展使得廉价的时尚服饰成为可能，时尚服饰的大众化趋势更加明显，到18世纪中叶，已经很难从服饰上判断一个人的出身。先前从未感知的市场力量进入部分有识之士的视野，经济学家的目光从如何扩大贸易顺差转向生产市场，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供应领域，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的增长，提倡自由放任。

——摘编自王洪斌《18世纪英国服饰消费与社会变迁》

材料一 1882年，英商立德尔等招股筹银5万两，组建上海电气公司，并从美国购得发电设备创办了中国首家发电厂。7月26日试灯的亮灯盛况标志着中国电力工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充足的电力“不仅供应城市照明，而且为新兴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提供动力，大大促进了城市的工业化，成为鼓舞中外资本在上海向近代工业投资的重要推动力”。

材料二 租界内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电灯，上海人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有识之士对之赞赏，称之为“奇异的自来月”，咏诗加以称颂；而地方官吏却认为“电灯有患”，如有不测，将焚屋伤人无法可救，一度下令禁止租界里的华人使用电灯，并照会英国领事馆停用。……1897年秋，新任上海道台蔡钧与上海县令黄承暄决意效仿租界，拨银4000两，创设南市电灯厂，从英商沪北怡和洋行租来一套发电机，仿照租界的办法，用洋松木制成电杆，沿着新辟的外马路（今中山南路）树起30盏路灯。

1936年，上海的城市人口已逾300万，跃居为“世界第五、远东第二、中国第一”的国际性大都市。此时，上海的发电设备容量已达26.62万千瓦，占到全国总容量的45.5%。每至入夜，上海滩灯火通明，恰似诗中所描绘的“水晶帘映宝灯明，海上移来不夜城。”“不夜城”随之成为了上海的又一代名词。

——以上材料摘编自《上海档案》

材料一古代城市内部的交通主要是依靠步行、畜力车为主，城市局限在半径约为不到4公里的集中布局平面内。沿交通干线驿站、驿铺非常繁密，而且水路也设驿铺，供给交通工具和食宿，大大便利了商旅……古代的城市内部主要交通干线为过境交通：城市作为地域性的中心具备防御功能，城内重兵把守，城市扼守在交通要道上；在主要交通道路两侧形成一定的商业、市场等交换、消费场所，从而使沿交通干线古代城市形成“串联”型分布。

——摘编自张洪恩、黎克继《浅析中国古代交通方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大量的移民不断地从各地涌入，传统城市交通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许多城市都开始有意识地实施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工程，为新式公共交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电车、公共汽车在许多城市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逐步进入新式公共交通时代，电车的出现促使城市的发展重心由旧城及河流沿岸向电车沿线转移，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

——摘编自鲍成志《试论新式公共交通兴起与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