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1858年，王韬就已经认识到“中法不如西法之密”。官方层面的条约签订、外交往来等等，需要以西洋历法作为重要参照，都在一定层面上扩展了西洋历法的使用范围。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方维规所说：“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摘编自朱文哲《西历·国历·公历：近代中国的历法“正名”》

材料二   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后改南京时间）、陇蜀时区（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昆仑时区等五个时区，标志近代中国自动、自主地加入全球标准时区制度的行列。但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五时区制的实施效果颇为有限。……标准时间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变化，尽管与西方列强的扩张关系密切，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及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后，产生了对精确、统一的社会公共时间的需要。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材料一 汉代腊日已成为合家欢聚的重要民俗节日，每到腊日，朝廷都要“纵吏民宴饮”，还要发放钱物作为腊祭之费，地方吏卒也有腊钱、腊肉。人们在腊日期间休息、团聚，放松一年紧张的生活，“烹羊忽羔，斗酒自劳”，尽情享受天伦之乐，感受家庭的温暖。……腊祭是岁终祭祀祖先及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神灵的活动。微博评价“腊祭百神”中最重要的是祖先神。崔定《四民月令》曾描绘岁终祭祖的过程：正旦，闽家大小在家长的率领下，进酒降神，洁祀祖先。然后按次序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依次向尊长进酒祝寿，气氛温馨欢乐。

——摘编自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之风在中国逐渐兴起，科举不再是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读书人逐渐放弃了对文昌神的信仰。1905年废除科举，文昌神不再流行，甚至无人信奉。中华民政府成立后，视“迷信为进化之障碍”，颁布了一系列办法、条例以限制社会中的迷信活动，并督。警察机关践行。跳大神、巫蛊等迷信活动随政府禁令而得到控制，微博贵州仁怀“奉文禁革，其习息”，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载矣”，辽宁凤城自设巡警后“不时捕治，巫风渐息矣”。

——摘编自赵英兰等《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