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福建是玉米最初的传入地之一。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早已被开垦殆尽，人们在生存压力下不断涌向山区。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人们在通过梯田等形式争取更多土地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地无闲隙的土地利用特征，为玉米进入增加了竞争难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玉米在福建本土虽没有成为优势作物，却凭借福建移民在湘赣、川陕等地山区获得了绝对优势。江西境内以闽粤为主的移民以维持生存为目的而种植的玉米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进程，并通过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将玉米从江西传入湖广、贵州等地。

——摘编自韩茂莉《玉米种子如何传遍全中国》

材料二   1953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式提出了应该大面积播种玉米的倡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解决苏联农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畜牧业，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大规模种植玉米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捷径。自1954年至1962年，苏联玉米播种面积从430万公顷扩大到3700万公顷。扩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高寒的西伯利亚不适宜玉米的生长，产量很低，不少地方一无所获。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影响了小麦生产，破坏了传统的牧草生产，造成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下，“玉米运动”逐渐低落下去。

——摘编自孔凡方《赫鲁晓夫与“玉米运动”》

材料一   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帮助苏联实现了有效的宏观经济规划和调控，有效地集中有限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严重抑制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备战型的发展模式，导致苏联一味追求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忽略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虽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但实际上却导致了苏联国民经济内部产业发展严重失衡，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摘编自刘玮换《浅谈斯大林模式》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虽然人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来重建家园，但战争的胜利却向苏共高层证明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正确性，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则又强化了这种体制。至赫鲁晓夫时虽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但在改革中却一只脚迈向了民主，另一只脚又陷入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而勃列日涅夫一边进行积极的经济改革，一边不断加强党政集中领导制、干部领导终身任职制等，个人集权和特权思想逐渐泛滥。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强大的阻碍机制致使经济改革举步维艰，并最终使其转向政治领域，加速了苏联剧变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陆南泉《对苏联改革历史的回顾与再思考》

材料 为了扭转苏联农业长期的落后状况，赫鲁晓夫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刺激农业的发展。1953年、1954年和1955年的农业投资在国家整个投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5.5%、19.6%和23.5%，1959年与1952年相比，农产品平均价格提高了两倍。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1956年，苏联开垦了近3600万公顷生荒地和熟荒地，1956年垦区收获了6300万吨粮食，占当年国家粮食产量的一半以上。60年代初，由于垦殖方法不当，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1962年，苏联自留地虽仅占全部耕地的3%，却生产了肉类产品的44%，牛奶的45%，蛋类的76%，蔬菜的42%。1958年2月，苏联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该项措施受到了农民们的广泛欢迎，但是匆忙的做法，使得改革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大笔资金支出打乱了农庄的正常发展进程；由于缺乏经过正规训练的技术员，大批机器被闲置了。

——摘编自高成兴《战后苏联经济》

材料一   明清各时期农民平均生活水平估算

——摘自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

材料二   因粮食和食品供应困难，1962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宣布提高食品零售价格，引起社会激烈的反应。为避免社会不满情绪升级，赫鲁晓夫被迫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70年代，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由于苏联外汇不足，苏联政府便不断抛售黄金，并动用外汇储备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向西方大举借债以支付购粮款；…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其著作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一些现象：“商店里的食品越来越少，尤其是肉类和奶制品。后来，植物油、面包和大米突然间变得短缺起来。在1962-1963年，许多州的大部分食品实行凭票供应。“号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声音此伏彼起…所有这一切最后换来的是大失望、共产主义信念危机、冷酷无情、厚颜无耻和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

——摘编自黄立茀《粮食供应危机与苏联剧变》

材料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农业的长期落后不仅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工农联盟的巩圆和政局的稳定，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大规模建立国营农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保证国家和居民对农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赫鲁晓夫在缩小农业部的职能范围，将组织生产活动的管理权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同时，还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加强对集体农庄和庄员以及职工的经济刺激和物质鼓励。赫鲁晓夫的不少改革措施，推动了苏联农业的发展，并在以后的经济改革中一直被其后继者保留和沿用。

——摘编自金泉源《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政府多采取行政命令管理农民，但这些命令大多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致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53年，南共中央颁布决议，规定农民“可以完全自愿地加入和退出合作社”，“在合作社形式上予以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农村中的合作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在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

个体农民之间进行的。既有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之间的低水平合作，如经济组织向农民提供良种、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而农民按合同向经济组织出售农畜产品；也有高水平的合作，表现为社会所有制经济组织与个体农民进行的某种产品的生产或某项经济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尽管对某些消极因素未能及时纠正，但确实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摘编自李仁峰《南斯拉夫农业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

材料一   到1920年国家已掌握了全部大、中、小工业企业。这些工业企业统一由全国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并分行业建立了水泥、煤炭、糖果、烟草等71个总管局，分别管理所辖企业的供、产、销计划。失去工厂的资本家勾结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分子来破坏本企业的生产，如顿巴斯煤矿主就彻底破坏了顿巴斯大煤矿的生产。小企业主也担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故意缩减生产，甚至关闭企业。

——摘编自周福绵《试论苏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

材料二   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要“加速发展戈尔巴乔夫指出：“工厂、农场、农庄实行自筹资金，取消对本企业生产食品的副业的限制，扩大合作社的活动，鼓励小生产和小商品的个体劳动，关闭不赢利的工厂。”这些措施实施后，苏联1984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仅为2.6%，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低点。经济状况的恶化引起苏联人民对政权的极度不满。

——摘编自李晓辉《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材料   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发言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