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16~17世纪是西方文明史的转折点，西方社会的二元结构都建立在教会与国家制度上。当人的主要精力都专注在宗教问题上时，教会才可能和世俗组织做实质的抗衡。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兴趣从宗教问题转移到世俗问题上，这种传统的二元结构终于被摧毁了，依然忠于基督教的人则因教派纷争而力量削弱。中古的教会可以代表所有基督徒发言，但是后期的教会却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发言；此时国家声称统有所有的臣民，因此它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代表。当西方文明逐渐趋向世俗化时，人们就必须重建二元社会的基础。而16世纪以来，这项重建工作就一直是西方政治的主要问题。

——摘编自[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王权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解放”与“混乱”之后，国家权威、国王的权力在欧洲人看来格外重要，人们普遍接受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产生了“王权崇拜”观念。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约号题研究）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写照的，强调关注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当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个性的培养，而强调人是家族的一员，且有浓重的“成员”意识。因此，中国传统人学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这也强化了内圣之学、道德修养和伦常思想。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更强调人与环境中的人的作用，以求在竞争中实现自我，所以，西方人本主义更重视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摘编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