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路德指出，学校的学科设置要与儿童未来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不仅要进行书写、阅读、唱歌等活动，还要授以职业或家政的实习教导。为此，他呼吁各邦诸侯及市政管理者大力兴办学校，承担教育组织者的职责。学校要关注职业教育，培养“长于治国的男子和善于理财的女子”。只有这样，统治当局才能获得数量充足、素质过硬的臣民，以确保整个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英国哲学家培根也坚信新发明将会改变整个人类生活，要求改进职业教育方法，以追求学问领域的扩大。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科学取向，适应了社会需求。

——摘编自贺国庆、马立武《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材料二   从16世纪中叶以来，英国职业教育开始得到有序发展。1567年，英国制定《工匠徒弟法》，对学徒年限、学徒数量以及师傅资格等作了统一规定，落实了国家有效监督学徒制度。据统计，工业革命期间的不少发明家和企业家，都接受过学徒制职业教育的培养。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济贫法》，明确规定贫困儿童必须做学徒，并强调教区负责人和保护人有义务负责监督该法令的执行。这促进了带有济贫性质的职业教育机构的诞生，如慈善学校、劳作学校和产业学校等。这些机构开设的课程如基本读写、家庭服务及工业操作等，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为其后继教育与发展打下基础。总之，工业革命前的职业教育为英国培养了几代技术精湛的工人。

——摘编自谢勇旗《工业革命前后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