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汲取古希腊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关注体力劳动与技能训练，并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阐述职业教育。西班牙学者维夫斯充分重视民众及工艺实践的价值，把工艺实践作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阿尔伯蒂从伦理学角度肯定尘世物质生活，尊重劳动与创造。在论述人的教育问题上，维夫斯与拉伯雷明确提出技术训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些思想突破了传统学徒制与经院哲学的育人框架，展现出职业教育思想多样化的早期形态。

——摘编自贺国庆、马立武《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材料二   17世纪末以来，随着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工场的大量涌现，法国启蒙思想家开始认为，学习和掌握一门甚至几门技艺，既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一个完善的人或完善的公民的重要指标。此后，技术教育在法国兴起，建立各种实用技术研究会、开设实用技术课程等工作被提上日程。J.巴舍利埃尔制订了实用职业技教育术的计划，要求“开办一所技艺的完全学校，在学校中，人们示范讲解机器、使用的材料及其与每一种技艺的关系”。这些活动推动了社会对实用技术的了解和认同，改变了人们的教育观念。

——摘编自刘大明《启蒙运动与法国技术教育的兴起》

材料一   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之后，特别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敏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各地的信息资料带回了欧洲，使西方人了解到不仅欧洲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地球上其他民族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种种神学，以此为开端的科学革命乃至牛顿三大定律的提出，拓宽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伏尔泰提出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从而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伏尔泰的史学观批判地继承了笛卡儿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唯理主义。伏尔泰举起理性主义大旗，并使理性主义成为他的文化史观萌生的哲学基础。此外，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进一步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勾勒了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活图景。

——摘编自刘明《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管窥-以《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心》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以对儿童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立足人伦关系，强调“五伦”。蒙学教材《幼学故事琼林》《重订三字经》《重订增广贤文》《千字文》等均明确了君臣、父子、兄弟等“五伦”关系，指出“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的要求。古代蒙学教育还把“孝悌”作为做人的根本，把对“孝悌”思想的倡导和颂扬始终贯穿于各类蒙学文献中，如《三字经》中就有“首孝悌”的内容，《小学诗礼》中也设有“事亲、事长”的章节，宋代《神童诗》中还编入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经典名句，明代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则通过典故塑造一个人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

——摘编自吴彦霞 《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世纪结束后，随着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英国幼儿教育思想逐渐萌芽，出现了幼儿园、保育学校、托儿所、家庭游乐场等教育机构。18世纪，英国一些教育家针对当时学儿童生活学习的现状，陆续创办了不同的学校及慈善机构，与此同时，欧文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学校引起了其他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创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热潮。但直到19世纪末期，麦克米伦姐妹创办的保育学校才促进了英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并拨款资助，19世纪以前，英国幼儿教育基本上是以教会团体和慈善人士创办的济贫性慈善学校为主。18、19世纪的英国统治阶级仍然认为教育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英国也逐渐形成了幼儿园和普通幼儿学校双轨制幼儿教育机制。

——摘编自周晓慧《英国近代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