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9年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该刊思想上基本沿袭了清末国粹主义。在此背景下，新文化阵营提出了“整理国故”问题。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湖》杂志上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慕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树立起“整理国故”的旗帜。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而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应做到，“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就研究范围和重心而言，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整理国故”也体现了对全部传统，尤其是非儒学派的重视。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

——摘编自罗检秋《“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材料二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也是这一运动的纲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与他对“科学”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提出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他想通过整理国故来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方法”，为“科学”在中国寻根，并借此证明“科学”并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容的“舶来品”，即提倡、宣传“科学”也具有传统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相信社会、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共同的“方法”，所以他要借整理国故来证明此点，同时，这也是为“打通”二者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努力。

——摘编自雷颐《“整理国故”：为科学在中国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