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清时期的郭刘之辩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向各方征集兴办洋务“求强”的意见、方法与谋略。时任地方官员的郭嵩焘积极响应，把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同时把奏折给同僚刘锡鸿看，请他评论。刘锡鸿也把此事记录了下来。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策，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洋人）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盖洋人皆有保护商贾之心，而于地方官多所捍格，此即因其意所向利导之者也。（西方各国的轮船、铁路等，主要是商人制造，经济实力在商人而不在国主，政策起着调控作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折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国主由公众举，畀以一定分禄，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涣汗（帝王的圣旨、号令）颁而八方罔不承听，矧（况且）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利不足操朝廷之权，然后可冀效诚于商贾；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可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

——刘锡鸿《论时事书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