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李斯上奏)“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这个时代中国形成了自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出现的原因有几点：首先，秩序的变化使得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思想”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次，王室的衰微使过去独占的文化、思想与知识流入诸侯的领地，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和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王朝格局中地位的上下移动，使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处在变化之中；再次，“知识——思想”体系在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中，有不同的侧重点，王官失守之后，文化人的分化则使“知识——思想"也在分化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贾谊是汉初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驳杂"性特点，既有法家渊源，道家痕迹，也包含阴阳家的成分。此外，墨家思想以及在战国大显其道的纵横家思想等，贾谊也都有所汲取。但毋庸置疑，贾谊学术思想的本质属性还是归于儒家，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摘编自汪高鑫《汉初儒学思想的“驳杂”性特征——以陆贾、贾谊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