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蜂出，不仅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而且还有大量的新认知通过不同观点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灭被创造出来。如孔子的仁学体系和孟子的仁政理想；老子所构建的宇宙论及宇宙论同社会论、人生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庄子主张把心的逍遥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生观；韩非等人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编自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
材料二：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背景，并概括其性质。
2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1)依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2)依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其带来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3)依据材料，列举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主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4)从材料中任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说明其提出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材料一 朱熹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明代顾亭林也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
——摘编自肖观梅《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材料二 赵宋王朝依靠文人，大兴科举，平民士人因此而崛起，具有了强烈的自觉意识，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宋代自开国创制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积弊很深，政治气氛越来越消极。同时统治者借佛、老思想粉饰太平，以佛、老那种清静、无为来为他们的因循守旧作辩护。这种不思进取、无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事实，促使有忧患意识的儒者同时发出了辟佛、老和改革政治的呼声。唐末五代是人欲炽盛、天理不存的时代，士人无耻，学风不正，有识之士多认为惟有重振儒学才能磨砺士气，重建道德。因此，复兴儒学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唯一途径。
——摘编自叶平《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时期不被重视的社会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在先秦儒家的政治文化学说中，“仁政”是其核心部分，仁义道德作为为政之基和立国之本是其重要特征。儒家以性善论作为仁政的哲学基础，通过对人的内在恻隐之心的揭示而为仁政寻找内在的心性根源。儒家学说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而关注社会的核心则是“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共性的人都要求以“礼”来修身养性，强调在“克己”的基础上“爱人”，反映到政治上则为以“仁政”治天下。儒家仁政还表现为圣王对人民的物质关爱、道德教育与政治管理。仁政设计是从上层官吏的立场出发的，儒家认为统治者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王天下。至孟子时期，儒家仁政思想的核心立场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由“民好”“民恶”变为“民本”。
——摘编自惠黎平《试论儒家仁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如果说儒家以贵仁著称，墨家则以贵义著称，《墨子·天志》曰“顺天意者，义政也”，将天的意志作为义政的理论基础和来源。墨家提出“义者，正也”，希望执政者用善政来匡正天下，通过“兼相爱，交相利”的思维来改变战国的乱世，反对当时社会上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兼并战争，反对恃强凌弱，反对力政所主张的“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墨家认为，顺从天志而施行义政，可以使天下安定，让上帝、山川、鬼神有祭主，使人民得到利益，从而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在墨子看来，义政的目标和归宿是实现“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即以兴天下之利为目标和归宿。
——摘编自金小方《墨家义政思想的内涵、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儒家仁政思想和墨家义政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家仁政思想及墨家义政思想产生的共同背景及现代价值。
材料一 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注：宰相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此处，宰相泛指有权势的官员，并不特指某一官职。）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显学》
材料二
中国历代宰相籍贯分布示意图
（注：图中宰相包括秦汉丞相、相国、三公，唐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及同平章事，明清大学士。）
——余意峰《中国历代宰相籍贯分布的时空变迁规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3月
(1)运用所学知识，从人才选拔的角度分析材料一观点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材料一观点对现代人才选拔的借鉴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过程。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籍贯分布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去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观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二 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历史就是集权的历史。“假设没有这样的中央集权,我们大多数的祖先都已不能生存,遑论（谈不上）及我们后代”。因为地理与统治的封闭性,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这种封闭性不仅令中国文化自成一统,也使历史在中国形成独特的样式。这种“中国特色”的历史不仅以宫廷权谋为主流,而且缺乏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背景,似乎中国完全独立于世界而存在,从大历史的视界来看,这种历史算不得真正的历史,而只是“中国志”而已,因为它完全是停留在中国视野内的一种“地方志”写作。
——摘编自杜君立《历史的细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墨解决危机方法的特点,并指出其体现的共同点。
（2）提炼材料二所陈述的核心观点,并根据所学知识进行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