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文化发展脉路清晰，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文化内化为一种人文品格，深深积淀在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可以说，儒家思想文化一脉相承。儒家思想文化基因之所以能够流传，一个内在的原因是，在每个关键时刻都不乏儒家思想文化自觉者和自信者。儒家思想文化的开拓者们以他们独有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留下了他们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轨迹，弘扬着刚健自强的思想文化主旋律。
——摘编自刘维民《略论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任意提取一个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罗图书，号召献书，设抄书之官，并允许人们进行研读。《汉书·艺文志》所载儒家以外诸子著作的数量如此之多，不能不说与汉武帝有很大的关系。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受到汉武帝净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赵人徐乐、齐人庄安，同为典型的杂家，同样上书言事，同时受到汉武帝召见并叹为相见恨晚，而主父偃还赢得同时任何儒者都梦想不及的恩宠。
——摘编自牛秋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形成及时人、后人之批判》
材料二 罢黜百家只能说是罢黜黄老之学取得了成功，关于历史观念的认识过程，某种先验的历史观念代替历史实际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做法。说到底，汉武帝是政治家，而不是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最关心的并不是学术。
——摘编自朱维铮《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作者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理解。
(2)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争议现象的认识。
材料 汉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阶段，“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之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受遣”之士如霍光、金日磾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集聚了一个在文化资质上同样“后世莫及”的人才群体。
——摘编自《新编中国史·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课外阅读，选择材料中的一个“人才”，并为其撰写小传。
材料一 董仲舒借助于道家的“道”建构了“天”，为儒家的仁义礼智原则探究了本源，并强调籍由阴阳五行之气可“观天道”，因而阴阳之气是天人之间相互感应的中介。与孟子的民本主义不同，董仲舒肯定了君尊臣卑和赏罚分明等思想。此外，董仲舒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事天”思想与墨家的“尚同”说有相通之处。
——摘编自唐名辉《论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材料二 传统儒学“天人合一”论的立足点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则借助佛学心性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使人之本“性”等同于本体性质的“理”或“道”。此后，朱熹借鉴华严宗的论证方式提出了"理一分殊"的思想。王旧明发挥佛教禅宗"万法从自性生"的思想，提出“心即性，性即理”。宋明理学家借助佛学思维方式，把儒学“理”“心”“性”等具有道德内涵的概念升华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最终形成极具思辨色彩的心性本体论，从而为论证封建纲常的合理性与绝对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摘编自吴丹《宋明新儒学本体论的思想来源与特征》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特征。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据陶希圣研究，“孔子”曾有六个阶段的变化：一变为自由地主阶级向残余贵族争取统治的民本政治学说与集团国家理论；再变为取得社会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之帝玉之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为神化的伟大人格；三变而拥抱道教佛教，孔子又变为真人、至人及菩萨；四变而道士化；五变而禅学化；六变而孔子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所留存者，伟大的孔子，为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集团之保护神。
——摘编自唐凯麟《现代视域中的儒家思想》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孔子”阶段变化的一点或数点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主题明确，条理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时期到秦朝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可以从孔、孟两圣的生平经历中略见一斑。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先后到达卫、陈、曹、宋、郑、蔡诸国，但均未能找寻到施展抱负的舞台。与孔子相隔百年的亚圣孟子，同样在学成之后周游列国，历至梁、齐、宋、滕、鲁等国，不过与孔子一样，孟子的政治理念也始终未获明君赏识，最后负憾而终。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叔孙通向刘邦提议，“儒生虽然不能一块和您打天下，但是可以辅佐您治理天下。臣愿意去召集鲁地的儒家学者，与臣一起制定礼仪。”为了让刘邦能够接受儒家的礼制，叔孙通从汉初实际情况出发，对儒家古礼进行改良，制定出了一套符合刘邦需求的礼法。刘邦看到后，感慨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可以如此尊贵！”
——摘编自《叔孙通：被遗忘的圣人》
材料三 董仲舒时期的儒学，通过对诸子之学的吸纳，其理论体系相当庞大，而其对现实的关注也在深入。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理念，强调君权神授以及国家政治思想各方面的高度统一，这几乎完美地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对于政治哲学的一切需求。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地位及当时儒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儒学地位上升的原因。
材料一 秦国、秦朝在县、道设有宗庙，秦的县、道庙与西汉郡国庙共同构成了秦汉地方宗庙制度。与儒家经典中的“周礼”理想相对，秦汉地方宗庙制度是一种“秦制”，宗庙具有公私二重性：“周礼”之宗庙由“私”而“公”，“秦制”之宗庙以“公”摄“私”。西汉郡国庙与“祖宗”庙号、公共领域的“功德”有内在联系。地方宗庙具有国家“公庙”的性质，是面向吏民的公共礼仪空间，与秦汉国家结构之变迁息息相关。
——摘编自范云飞《从“周礼”到“汉制”——公私视角下的秦汉地方宗庙制度》
材料二 儒家理想中的家国关系，是由内而外、由家到国的，把天下之“公”拟制为一家之“私”，进而在“私”的基础之上推衍出“公”的秩序。而宗庙在构建此秩序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西汉元、成之世，儒家官僚阶层兴起，他们以经典中所载的“周礼”作为国家理想制度，改造秦汉相承的“秦制……西汉中晚期的儒者整合“周礼”与“秦制”，最终造就“汉制”，可谓是中国古典国家礼制的第一次大融合。这次融合不仅奠定了汉唐间国家礼制的基本格局，还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定下了一个基调。
——摘编自林聪舜《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地方宗庙制度的特点和汉代演变的结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宗庙制度演变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日：“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为先言王而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统也（为了使用天下通用的统一历法）。”
——摘编自《公羊传》
材料二 董仲舒用经传上的话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在“元年春王正月”这几个字上作了许多文章，用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讲“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把第一年称为元年是重视开始，要端正根本，皇帝是根本，刚即位是开始，一定要树立正气，为天下作表率。还认为，春代表天，在王之前，在王之后有正，正就是政，政是统治人民。“春王正”三个字的顺序意在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由此发挥自己的政治思想，使原本指统一历法的大一统.有了特殊的丰富内涵。一是反对诸侯分裂割据；二是加强中央集权，两屈两伸就是此意；三是要将儒学意识形态化，成为全国统一的思想。
——摘编自张鹏《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春秋到西汉“大一统”思想内涵的变化，并概括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