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招收的学生大多数都出身贫寒，例如颜回，《论语·雍也》记载说颜回居住在“陋巷”，只靠一碗饭、一瓢水维持生活；又比如仲弓，他的父亲很贫困，家里连一小块地也没有；另外还有子路等人也都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但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拒绝收他们为弟子。
——摘编自陈顺珍《浅谈孔子的教育思想》
材料二 汉武帝兴办官学，但并未使私学停止，相反，私学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许多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还有一些已经为官者仍然从事收徒教学之事。汉代私人教学从形式上分为“蒙学”或“精舍”（或称精庐）两种。蒙学即童蒙的地方，也就是启蒙教育。精舍是私人专门建立的教学基地，由当时的经师大儒创办，这种私学兴起于西汉，到东汉时特别兴盛，其普及程度在古代史上空前。精舍的学生都比较多，少则百十人，多则千人以上。
——摘编自曹新洲《汉代社会教育》
材料三 书院教育与理学传播的结合，是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实现的，为了“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成为儒学发展的关键，因而理学自创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师道，重视通过教育讲学在民间传道。而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和倡导的自由讲学，为朱熹、吕祖谦等人的学术辩难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南宋时期书院重视道德完善与人格教育，理学家制定了书院学规，如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强调求学的目的在于正已、修身，而非追求功名利禄。理学家的“弘教化”和“广设庠序之教”，使人才“继踵而出”，更重要的是可以“正以民心”，以达太平盛世之目的，于是官府大力支持书院建设，并逐渐将其纳入官办学校系统。
——摘编自王晓龙《宋代书院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私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理学与书院教育的关系。
材料一 孔子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摘编自闫春新《<论语>礼乐思想新探》
材料二 儒法两家思想都有不足，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包容性的调节空间。经过秦朝速亡的教训，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法融合改造，提出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法文明取代礼乐文明的原因及礼法文明形成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时期到秦朝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万民生来具有贪利之性，如果不以教化加以节制，就会泛滥成灾，教化兴起而奸邪完全消失，教化废除而奸邪并出。他认为，人比其他动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有君臣、父子、长幼、朋友等方面的礼节，因而应该用儒家提倡的礼义之道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认为，重用贤才引导人民，就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他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因而应“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同时要“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摘编自廖其发《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硕果甚丰，在西方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每一个公民都不能属于他自己，而是国家的一份子：人的发展依赖于教育，因此教育必须由国家来管理，使受教育者一方面获得德性，另一方面成为理想国家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国家要建立统一的教育制度。制定法律措施，教导公民遵中统一的学制。教育内容的核心便是体、德、智、美的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依据人的自然成长特性，主张分阶段教学：第一阶段0-7岁，以发展儿童身体为主：第二阶段7-14岁，进入学校教育，以情感和道德教育为主：第三阶段14-21岁、是学被教育的高饭阶段，主要进行智力教育。
——摘编自宋慧娟《试析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董仲舒与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如识，分别阐述董仲舒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材料 韩非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政治设计，并规定这种政治结构内部君对民、君对臣拥有绝对权力。尊君论并非法家特产，先秦儒学创始人孔丘便系统地阐述过温和的尊君思想；《左传》也有“国不堪贰”“臣无二心，天之制也”的记述；西汉大儒董仲舒则赋予尊君论以神学理论色彩，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唐代大儒韩愈从社会分工角度，大倡尊君抑民之说。此后，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以更加富于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为“君权神授”作论证，将“君为臣纲”归结为“天理”。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仁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学简言之就是“人学”，有“天人关系”的内涵，而主要的还是“如何做人”－人与人关系的思想和学问。儒家认为，从统治者到庶民，全社会各色人各有自己的责分，谨守自己的责分做好“人”，社会便可以和谐，便可以实现“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把个人如何正心修身以做人推之于家族伦理、国家社会，构成了一个封建时世的合理的蓝图。
——摘编自尚斌任鹏李明珠《中国儒学发展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阐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先秦儒学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实行仁德之治，善待、关爱民众。同时，他主张富民、惠民，提倡“仁者爱人”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理论，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和谐思想是儒家思想中又一个核心理念。孔子提出“身”“家”“国”相统一的和谐关系，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通过修身、齐家、治国的顺序，达到“天下平”的目的。孟子主张“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强调了和谐理念中的善治和秩序良好。荀子积极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其政治和谐思想的核心是“隆礼重法”，他把“和齐百姓”、人民安居乐业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李森《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和谐发展思想》
材料二 刘邦统一天下后，国家残破、经济凋零，内有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控制着大片土地和大量人口，外有北方强敌匈奴伺机骚扰。这种局面决定了刘邦在建国之初，既不能用法家思想治国，又不能用儒家思想安邦，只能选择黄老之术。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对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国家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而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黄老之术“出世”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于是他必然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摘编自樊海永《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学的核心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汉统治思想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韩非子的思想呈现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下面的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陆玉胜《韩非子法制思想的再阐释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的思想权威,而“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董仲舒借鉴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将儒学哲理化,完成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宇宙论证明,在儒学史上首次建立了儒学形而上学的基础。此后,儒学不仅由民间升入庙堂,而且更具有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经学思想的传播,导致儒学的“子学时代”终，“经学时代”始。
——摘编自陈寒鸣《“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子法治的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代“独尊儒术”局面形成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新儒学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思想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宋儒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并分析这一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汉武帝在治国思想上的变化，并简析这一治国模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