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武帝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董仲舒答曰：“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皆积善累德之效也。……上下不和，则阴阳缪鏊（同“戾”），而妖孳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摘编自《汉书·董仲舒传》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痰疚，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
——朱熹
材料二欧洲北部各国的世俗统治者多半并不关心宗教改革的理论，而只关心这些理论作为他们控制教会财产和权力的斗争武器的明显价值……当他们决定取消教廷的司法权时，他们就必须寻找能够表明整个教会无权行使这种司法权的证据，这就使他们与路德及路德的教徒们有了共同点。
——摘编自［英］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董仲舒与朱熹君权观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朱熹与路德的思想能被当时的世俗政权接受的共同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
材料一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汉代太学注重考试，并建立了一定制度。考试在太学有两种作用：一是选才手段，一是督促，检查学生的学习的管理手段……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监，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汉代教育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教育的发展对当时社会的作用。
材料二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渗透）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张之洞等在清末“新政”期间的《重订学堂章程折》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教育理念及产生的影响。
材料三1915—1923年：1915年，辜鸿铭写成《中国人的精神》，其目的是“解释中国文明并揭示其价值”。1923年，柳怡徵完成《中国文化史》，其主旨是“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相，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
1938-1945年：一批重要的历史学术书籍在这个时期出版，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和柳诒徵的《国史要义》。
（3）结合材料三所述的两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分别说明出现所述两种文化现象的原因。
材料一 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的原因。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 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过程中被“化”掉……从历史上看，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儒家文化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儒家文化在今天仍是活着的。
——郭齐勇《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学在战国后期成为“显学”（蔚然大宗）的理由。
（2）材料二中反映了董仲舒怎样的世界观？从理论来源角度，分析董仲舒思想的新特点。董仲舒的“道”与先秦道家的“道”在内涵上有何区别？
（3）理学家是如何深化传统儒学，使之成为“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的？依据材料三，说明理学“影响至深至巨”的表现。
（4）依据材料四，你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应怎样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