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统治者）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摘编自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材料一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之一，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孔子重“人事”而轻“鬼事”，重“生”轻“死”，对鬼神和死持“避而不谈”的态度。孟子延承了孔子天命思想，他将天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本原，人的性善和仁义理智等都来自于天赋，由此延伸出的是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主张修身行法，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荀子继承孔子重道德、重人事、重天命的观念，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君子之道不等于天道，一者曰统一的关键是克服情欲从而“人定胜天”。

——摘编自赵旸《先秦儒家的天命观》

材料二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藩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