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先进文化在不断变动中总是与时代相适应，不吸收其它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融汇各种思想而得以丰富自身的理论和内容，从而呈现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同时，若一个思想体系趋于独断，以致僵化时，常有内发的修正，使文化有更新的机会。

——摘编自王京生《红旗文稿》

材料一：“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义民。”意思是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史记•天官书》中说“其后秦灭六国，并中国。”……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所以《史记》上出现的“中国”字样，并不等于我们今天所说所指的中国。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

——摘编自《中国：天下观念中的国名定位》、李扬帆《走出晚清》

材料二：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曾多次上书宋孝宗，反对“偏安定命”，倡言恢复、复兴国家统一大业。他反对道学，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认为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这般人实际上都是“风痹不知痛瘁之人”。他指出，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学问，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身养性等内省功夫当作真学问，应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他力倡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提出“王霸并用”的主张。认为刑法、智力虽属霸道，却恰可弥补王道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的缺陷，用现实主义的各种谋略包括霸道来解决危艰时局，完成中兴大业。

——摘编自董海鹏《陈亮事功思想探析》

材料三：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史载武帝好《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明帝通《春秋》《尚书》。东汉不少皇帝还亲自讲经，参与诸儒的学术论辩。“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儒学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分以充实和完善自己，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加之汉代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于是“专事经学，其风甚笃”。儒学特别注重德治，讲求调适人伦，纯化风俗，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白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当时流传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据孔毅《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材料二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之际儒学成为重要社会信仰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晋之际儒学信仰危机出现的原因，并简析玄学兴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