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兼具佛道虚幻出世的神学观念 | B．发展到阐释经书字句为主阶段 |
| C．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 D．整合了儒佛道三家的价值取向 |
| A．大一统封建帝国重建 | B．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 |
| C．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 D．儒学的世俗化思辨化 |
| A．反映了江南经济得以开发 | B．源于安史之乱的冲击 |
| C．体现了儒学丧失正统地位 | D．成为理学兴起的先声 |
| A．佛道的思想冲击 | B．佛教积极适应中国环境 |
| C．儒佛的思想融合 | D．儒学正统地位得到确立 |
材料一 从前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在乡村中，更常听见指说某人为“读书明理之人”。这个理何所指？不烦解释，中国人都明白的。它绝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学的理、一切自然科学的理，就连社会科学上许多理，亦都不包括在内。却是同此一句话，在西洋人听去，亦许生出不同的了解罢！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因此，当你说“读书明理”一句话，他便以为是明白那些科学之理了。
——摘编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材料二 朱熹论“理”，一则明其绝对、永恒，在气之先，二则明其运动不息而无处不存。针对佛教“空虚”之说，特别强调“理是实理”“万理皆实”，在人性论方面，他认为“道心”禀受于天地，为“理”之体现，至纯至善，虽下愚小人亦皆有之。“人心”则生于形体之私，善恶相混，驳杂不纯，虽上智君子亦不能无。道心、人心既集于一人之身，即须以“精”“一”功夫加以扩充制约。精，一之道，其一则在“内省”“居敬”，其二则是“践履”“格物致知”。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程朱理学中“理”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程朱理学在宋朝形成的原因。
| A．体现了对纲常名教的维护 | B．规范了全社会的伦理秩序 |
| C．加强了人才后备队伍建设 | D．增强了儒学的世俗化趋势 |
| （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 | “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天理几乎灭矣。” |
| 赵世瑜《文化发展历程》 | 社会的动荡不安造成人们对宗教信仰的渴求,道教、佛教相继兴盛发展。 |
| 孙学功《（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 | 商人唯利是图，社会上出现道德下滑的现象。……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奢侈享受的欲望不断膨胀。 |
| A．社会环境深刻影响经济发展 | B．程朱理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 |
| C．君主专制加强的历史必要性 | D．伦理纲常在五代时渐趋崩坏 |
| A．隋唐时期初露端倪 | B．推动了新儒学体系的诞生 |
| C．“三教合归佛”为其核心 | D．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
材料一：汉初，奉行“无为”而治，诸子百家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西汉中期，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董伸舒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需要相结合，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颁诏正式建立太学，将儒家经典“五经”确定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从此，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儒学地位变化的看法。
材料一：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言及中国近代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著成的《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中国人要救亡图存而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这一主张将中学和西学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要使两者“融会”、“贯通”，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念。随之而起的康、梁维新派在治国思想方面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较之郑观应更为明确而具体，对融合中西更加重视。他们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批判当时的中国”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认为“此两学……相互诟病，或水火不相入”，如此，不能养成改革所需的人才，“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的最终目标也难达成。毋庸讳言，以上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虽然极具生命并不断壮大，也因之带上了新的特色，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变革模式仍然是中体西用。
——摘编自崔运武《论中国近代的融合中西文化思想》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晚周时期儒家学者提出了哪些“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在宋代“理学的精神自觉也因此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