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能否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外学者向来有不同看法，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叶。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停滞不变的，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的变化。此观点称为“停滞论”。同时，不少学者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市场经济萌芽说”“近代化萌芽说”等新概念，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该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出现了人类近代文明因素。此观点称为变迁论。

某现代著名学者在他的一部论著中从六个方面论证了晚明（1573一1644）出现的大变局。该论著的目录大致如下，事实上晚明时期国家的许多方面的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材料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以孔子为象征，以儒家为主体，居中制衡，佛道辅翼，安身立命，治国理民的独特结构。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理应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象征。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但近代以来经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批判，儒学被迫逐步从孕育滋生它的社会母体中游离出来，成为余英时所说的“游魂”。但并不必太悲观绝望，他认为儒学仍然潜藏在民间，沉睡在老百姓的血液当中：“儒学已变成游魂，但这个游魂，由于有2 000多年的凭借，取精用宏，一时是不会散尽的。”

——摘编自韩星《卜帝回归乎？——儒家上帝观的历史演变及对儒教复兴的启示》

材料   资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土壤，并不是文艺复兴的唯一因素。在同样的经济条件下，历史的新时期在意大利表现为文艺复兴，在德国却表现为宗教改革。其重要原因是，德国处于分裂的状态，罗马天主教廷对它进行残酷的剥削，教廷的丑恶行径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教廷与德国的矛盾是民族性质的矛盾，所以德国民族的觉醒和反抗就表现为宗教改革的形式。还有一例，有的国家如中国在晚明时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既没有文艺复兴，也没发生什么宗教改革。什么原因呢？国情不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腐朽昏庸，他们非但不能去建设新的文化，甚至对已经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还进行扼杀，实行闭关政策。

——摘编自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

材料   个体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在发展变迁中会受到社会正统思想的影响。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长达两千年，对于中国古代的个体意识变迁的影响不言而喻，儒家思想经历了孔孟、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等学派的流变，每种流变都对个体意识的发展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时而促进，时而抑制，时而保守，时而反弹。从孔子的承认个体意识的存在，到孟荀时的有所发展，再到童仲舒和朱熹时代的限制和压制，后经明后期的短暂觉醒，最后重归理学的禁锢。毫无疑问，中国古代个体意识是不断变迁的，这种变迁也是深受中国古代正统思想地深刻影响的。

——摘编自李浩《儒家思想流变对中国古代个体意识变迁的影响》

材料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黄宗羲、顾炎武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   学界对17、18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几乎陷于停止状态。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就认为这个帝国的“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们认为明清时期中国的传统社会自身便酝酿着发展与变革的因素，具备向近代转型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