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盛世”便有保障。反之，当饥寒交迫的民众“揭竿而起”之时，专政手段再强大的王朝也难逃土崩瓦解的厄运。这类事实的反复出现，使得统治阶级中富于远见的人士认识到民众不可侮。基于这类考察，中国的“圣君”“贤臣”们很早就提出“知人”“安民”，时至晚周，民本思想渐趋盛大。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民意；孔子指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有“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在孔子身后，《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更对民本思想加以发挥。总之，“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民本命题是中华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政治思想，“仁政”“王道”学说由此派生出来。
材料二 到了皇权社会末世，传统的民本主义在某些具有异端倾向的论者（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唐甄等）那里提升到新阶段。……明末清初的“新民本”超越固有民本主义的所在颇多，而关键点在于摆脱了尊君论羁绊，将批判锋芒指向全体专制君主。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明清之际的“新民本”思想家，是在没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将先秦以来受制于君权的民本思想推进到“新民本”高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民本”与“尊君”（论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中国民本思想出现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指出民本思想呈现的主要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出现的原因。
| A．考据学的产生具有学术背景 | B．统治者支持乾嘉学术的发展 |
| C．乾嘉学派比较重视经世致用 | D．考据学研究的方法科学先进 |
材料一：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阴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
——摘编自施建中《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材料中“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指的是什么？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理学在传统儒学基础上有哪些创新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社会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概括其思想特点。
材料 明清之际的士人在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时候是如此感知和行动的：“对正统观念较强的士大夫来说，他们认为当时的天下是乱哄哄的。”所以希冀恢复儒家的礼治来重建四民社会的秩序，并对抗当时亦十分流行的佛道礼义。江浙地区的士人们还编撰和刊行行为仪则的小册子，多以“戒”或“约”为名，其中以刘宗周的《人谱》最具影响力。这股风气的涟漪投放到日常生活中，便是具有公开性质的日谱的大量出现，而此种修身日记的内容则体现着道德的判断标准由内转向外，由虚转向实。
——摘编自程曼《“风”过而“心”动：清代政治压力引起的文化反应》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士人主张重建四民社会的背景。
材料一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于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二 李贽提出“无私则无心”，信奉李贽之学的冯梦龙，在“三言”中把社会上一切过分的贪欲的行为都当成自己批判的对象，但又未回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上，认为人们的私欲，只要不损人不贪心不欺诈，实在就有该满足的必要。后来的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提出“以欲为本”的理欲观，一方面肯定人欲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强调“理重于欲”，反对认欲为理。
——摘编自温孟孚《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前期儒学面临的危机。为重振儒学，宋代理学家是如何“推陈出新”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人欲观，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 为改变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观念，《共同纲领》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49年12月，党和政府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1950-1952年，800多万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作业中进行自我教育。此外，我国教育工作者还翻译一系列苏联书籍，推广苏联劳动教育的模式。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鼓舞了民众从事劳动创造的热情，激发了劳动积极性。
——摘编自李健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颜元对劳动教育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我国劳动教育方针的提出与实践的背景。
材料一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于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二 李贽提出“无私则无心”，信奉李贽之学的冯梦龙，在“三言”中把社会上一切过分的贪欲的行为都当成自己批判的对象，但又未回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上，认为人们的私欲，只要不损人不贪心不欺诈，实在就有该满足的必要。后来的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提出“以欲为本”的理欲观，一方面肯定人欲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强调“理重于欲”，反对认欲为理。
——摘编自温孟孚《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前期儒学面临的危机。为重振儒学宋代理学家是如何“推陈出新”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人欲观，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李贽强调世间万物各自都有各自的特性，这是上天赋予的，不能强求使之统一。他从一物各具一乾元，人人各正一乾元出发，肯定人的独立人格，“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乃以统天者归之乾，时乘御天者归之圣，而自甘与庶物同腐焉，不亦伤乎！万国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尝一日不威宁也。乃以乾为天，以万为物，以圣人能宁万国，以万国必威宁于圣人，不益伤乎！”
——摘编自赵频《李贽启蒙思想研究》
材料二 黄宗羲清醒地意识到，专制制度的本质是特权人治。他明确指出，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由于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因而没有公法可言。其所谓的“法”，只不过是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并提出了“治法先于治人”“公天下是非于学校”“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一系列具有启蒙意义的新理念。
——摘编自郭淑新汤小宾《论黄宗羲“启蒙”理念中的“敬畏”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贽的观点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黄宗羲的思想主张。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两位历史人物的思想对儒学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关于民主思想的论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名论，荀子有“君舟民水”的生动比喻，明末清初诸大儒更为激越地表达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理念。先哲们的这些思想，为梁启超等近代民权与民主先驱者们提供了思想资源，“天下为公”观念更成为孙中山终身奉行的理念。
——摘编自胡发贵《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滥觞》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使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保障和社会物质基础更加坚实。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共同丰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
——摘编自国务院《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保障及其实践意义。
材料 钱大昕（1728-180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针对重经轻史的学术风气，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他将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对《史记》以后的许多史学典籍，他都一校勘，详为考证。在此过程中，他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包括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等。在哲学上，钱大昕抑宋扬汉，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不满，极力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
——摘编自张涛《钱大昕评传》
(1)根据材料，概括钱大昕的学术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大昕学术主张产生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