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宗羲不仅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一家之法”，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副“天下之法”的“法治”新蓝图。这一新蓝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法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为天下人兴利除害，也就是要立“天下之法”以代替君主“一家之法”。这里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反映了工商阶层（潜在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比如主张“工商皆本”等。以保障“万民”的平等权利。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再次，在如何实现上述目的方面，黄宗羲还设计了几项重要的制度性方案：一是提出了“学校议政”，让学校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关，并享有最高决策权；二是提出“君臣共治分权”，包括置宰相，并提高相权使宰相手握重权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最后，黄宗羲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

——摘编自蔡如堂《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与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鉴于此，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将它们分别赋予不同的机关。他认为，只有各种权力间彼此能够相制衡的体制才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无私的政体。在他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一般意志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的意志由君主或国王行使。因为行政部门需要行动迅速，所以应由一个人管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法院由人民阶层中选出的人员组成。孟德斯鸠强调“其中任何两个权力都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否则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三种权力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那一切便都完了。”

——摘编自温晓《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材料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期，法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前夕，政治没落、社会混乱、风俗腐败，教会势力一家独大，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作家们极力寻求新思维，为革命制造舆论。随着中国的文化艺术思潮开殆不断向外传播，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兴趣，他将中国的政治体系和道德伦理当成了一个理想的标杆，从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中汲取了灵感，创作了《中国孤儿》并在巴黎枫丹白露宫上演，引起空前轰动。在启蒙运动中，他颂扬中国人性，透析中国风俗，批判当时法国文明中的虚浮现象，以中国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意念，凸显孔子及其伦理的超卓，企望法国人保有爱之美德，弃绝罪恶。梁启超说：“伏尔泰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同胞。”

——摘编自沈大力《伏尔泰与中国》、焦睗《浅析伏尔泰的中国情结》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