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并不只局限于意大利，16世纪时，它还将种种新事物传播到了北欧。这一传播固然得益于北方诸君主所雇用的意大利外交官和将领，大批的印刷品也激起了公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极大热情，促成了宗教改革以及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是对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的新的强调，比起中世纪时期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下册
材料二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世界近代史上两大思想运动，都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如果说文艺复兴反对的是天主教神学思想，所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的话，那么启蒙运动反对的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当然，现世的幸福和自由平等，资产阶级都是以全人类的名义提出来的，尽管他们实质上着眼于狭隘的阶级利益。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篇（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促成文艺复兴运动扩展到北欧的因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启蒙运动对文艺复兴的发展。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使人们养成了靠天吃饭的思想，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而对土地的开垦又是依靠家庭中重体力劳动者来实现。这些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男子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导者，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了父权社会，因而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形成了一套以家为核心的人伦关系的价值理念。社会出现以父子人伦为主轴、以孝为核心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中国古代的治国观念也是以家庭或家族主义为轴心，分别规定了主仆、尊卑、夫妻等不同名分下的权利义务关系。
——摘编自赵晶《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家庭观念的产生及影响》
材料二 与中国比较而言，西方的家庭组织相对较小，家庭结构松散得多，家的观念相对淡薄，个体意识极强。中世纪中后期和近代，由于私有制进入到了家庭内部，西方家庭较早地由家长制家庭公社过度到了财产个人私有的个体家庭，这就为每个成员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法律关系、权利关系也就必然进入家庭内部，成为家庭成员的主要关系。相形之下父权退居到次要位置，非维系家庭之所需
——摘编自李桂梅《略论中西家庭伦理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西方家庭关系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黄老等各家思想，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提出：“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建议城汉武帝采纳，当汉武帝意识到儒学经典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意义之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更强化了两汉历任皇帝“好儒尊经”的政学之风，并开始了儒学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制度化之路。汉代博士制度、官学制度、选官及考核制度便奠定了儒学核心价值树观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修订了侧重道德的官吏考核和奖励制度，维护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
———摘编自杨汉民《汉代官制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求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这一时期儒学成为正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伏尔泰推崇儒家思想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材料 在 18 世纪的法国，理性显然是批判专制统治和宗教迷信的强大武器。这一重要的、革命的观念，到19世纪逐渐分化为两支，一支称为价值理性，主要强调用理性的精神构筑新的价值体系，为建立一个新型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支称为工具理性，即把理性视为一种工具，利用它来组织合理、有效的生产或社会管理体系。正是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加上工业革命以后大机器的运用，西欧各国社会生产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另一种思潮是浪漫主义，它强调个性，强调情感，强调对事物的直觉。显然，这是一种与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19世纪，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运动在欧洲到处流行，表明了人内心的个性冲动和激情的迸发，也表明了对理性所代表的秩序和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的反叛。
——摘编自徐鹤森《试论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价值理性在19 世纪欧洲政治实践上的反映。
（2）根据材料，指出工具理性与浪漫主义思潮的关系，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你的判断依据。
材料一 西方启蒙运动以解放人为目的，建立和发展了保护人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人权思想，这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旗帜和标志。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对文化的摧残和人性的束缚，解放了人对世界和宇宙的看法和了解，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启蒙运动中，西方思想家发现了人自己、良心和社会正义，人们向往的是人性、财富、艺术、爱情、世俗生活、自由平等和理性。
——摘编自骆徽、王志红、刘雪飞《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与启示》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及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始，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藏着政治的因素。就像陈独秀说的那样，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启蒙运动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黄宗羲不仅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一家之法”，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副“天下之法”的“法治”新蓝图。这一新蓝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法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为天下人兴利除害，也就是要立“天下之法”以代替君主“一家之法”。这里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反映了工商阶层（潜在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比如主张“工商皆本”等。以保障“万民”的平等权利。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再次，在如何实现上述目的方面，黄宗羲还设计了几项重要的制度性方案：一是提出了“学校议政”，让学校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关，并享有最高决策权；二是提出“君臣共治分权”，包括置宰相，并提高相权使宰相手握重权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最后，黄宗羲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
——摘编自蔡如堂《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与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鉴于此，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将它们分别赋予不同的机关。他认为，只有各种权力间彼此能够相制衡的体制才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无私的政体。在他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一般意志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的意志由君主或国王行使。因为行政部门需要行动迅速，所以应由一个人管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法院由人民阶层中选出的人员组成。孟德斯鸠强调“其中任何两个权力都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否则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三种权力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那一切便都完了。”
——摘编自温晓《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黄宗羲的“法治”思想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与孟德斯鸠思想核心的共同之处。分析孟德斯鸠思想成功付诸实施和黄宗羲思想影响有限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变动，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改变。此时的思想家认为自然现象没有神灵的意旨，人类社会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人能够决定自身吉凶祸福。这就区分开了人与天，人得以与天相提并论。在摆脱古代卜筮宗教迷信束缚的同时，他们以周公重德观念为基础，通过鲜明的人文精神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肯定了人的道德作用。可以说，没有春秋时期的文化转型，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诸子竞鸣的百花争艳。
——摘编自黄开国、唐赤蓉《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转型》
材料二 启蒙运动处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提倡社会政治革命，为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呼风唤雨是启蒙学者的社会职责。他们站在各自阶层的立场上，对未来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组织结构、统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究。
——摘编自董小燕《近代西欧观念变革与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文化转型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世纪法国主要启蒙思想家（至少两人）对未来国家提出的主要设想并说明这些启蒙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 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深刻影响着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是国家朝气蓬勃和事业进步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当旧的制度、体制阻碍社会发展的时候，文化对新的制度体制建立的先导作用十分明显。纵观历史，思想文化的解放，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那些蕴涵着新思想的先进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力量。因此，人类历史上新的制度或体制战胜旧的制度或体制，文化起到了内燃机的作用。
——摘编自魏明《文化：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
提取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结合世界史知识，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材料一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中国有孔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摘编自【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材料二 中国明清时期的启蒙思想与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格拉底和孔子在思想原则方面“相通的地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为什么说欧洲启蒙思想“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