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家们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天主教会的宗教神学。他们歌颂世俗，蔑视天堂，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深信人的智慧和力量能战胜愚昧和黑暗。在新陈代谢的时代潮流中，起了显著的思想解放作用。他们的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其课题大部分带有宗教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宗教信徒。

——摘编自王正平《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

材料二   启蒙运动将人的理性从各种权威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主义者们对理性的肯定与张扬，为人的解放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周彦霞《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中国”变成十八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式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了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新文化，不说“灵魂不灭”，也不说“来世生活”，只谈道德。在伏尔泰看来这种哲学可以算是最符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了。

——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   伏尔泰一直是卢梭心目中的导师，“有朝一日成为被伏尔泰注意的作家”是青年卢梭的梦想。1755年，卢梭把自己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了伏尔泰，这本来是启蒙时代重要的思想成果，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伏尔泰没有能读懂卢梭，他在给卢梭的信中说：“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不过我失去此习惯已逾六十年之久，复习恐怕力不从心。”随着两人在思想争鸣上的加剧，双方的关系逐渐恶化。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总之，我恨您……别了，先生。”

——摘编自亨利·古耶《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材料一   莎士比亚作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他跑到了文艺复兴预期的终点。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薄伽丘那种对中世纪教会和政权的猛烈抨击，而是从容地将中世纪文化中所有值得保存的精神营养保存下来，并加以转换以丰富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奉献精神、忏悔精神、博爱精神在充分尊重个体的近代基础上重放光华，人把对自己的认识和追求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

材料二   他说：“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他还认为，如果暴君践踏法律，奴役臣民，人民就有权利以革命的行动来恢复自己的权利，使不平等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

——章士嵘编《西方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