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成十八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式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了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新文化，不说“灵魂不灭”，也不说“来世生活”，只谈道德。在伏尔泰看来这种哲学可以算是最符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了。

——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它在当时思想所能及的范围内，细致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孟德斯鸠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其对政府架构的思考。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力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子、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地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单位）。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