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主张主权在民 | B．反对教会权威 | C．倡导三权分立 | D．强调法律平等 |
| A．富于人文精神的政治观 | B．主张渐进改良的历史观 |
| C．躬行有教无类的教育观 | D．强调贵贱有序的阶级观 |
| A．伏尔泰“开明”君主制的主张 | B．孟德斯鸠司法独立的追求 |
| C．康德“人非工具”的内涵 | D．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念 |
材料 洛克主张立法权、行政权及联邦权(管理对外事务)的分立，同时承认体现在议会中的立法权的优越地位。但是立法权并不是无限制的，它有责任尊重公民的人身及财产的自由。体现在国王及其政府身上的行政权在立法权的控制下管理国家；立法权在国王及其政府的行动破坏国家的法律时，有权更换国王及其政府。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据材料结合所学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与美国的政体，围绕“分权思想与实践”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 A．推崇共和制度 | B．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政治变革 |
| C．主张分权制衡 | D．认为国王的存在违背了理性 |
| A．伏尔泰 | B．卢梭 | C．孟德斯鸠 | D．康德 |
| A．救济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 B．人口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
| C．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 D．中法两国君主制的差异 |
材料一 至于神，我们既然无法真切地感受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材料三 灵魂得救只须靠个人虔诚的信仰，根本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人。信徒得救不靠行为，全凭信仰。要得救上天堂，不靠教会或行善，更不靠赎罪券。
——《路德选集》
材料四 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有压迫者的力量。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请回答：
(1)依据材料一，概括普罗泰格拉的主要观点。
(2)材料二、三所反映的思想有何相似之处？指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并简要说明。
(3)依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运动是如何进一步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的。
材料一 但是纵观整个历史，几乎所有定局的农业社会都是由国王或者皇帝统治的。偶尔有小国曾建立过所有公民都参与政治管理的民主政府，或由政治代表来实现各种选民利益的共和国。……17、18世纪，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的倡导者开始质疑长久以来的君主观念。……伏尔泰等哲学家对宗教迫害行为极为愤慨，对王室官员执行的书报监察制度极为不满，因为当局者常常利用权力阻止出版发行商发行那些不符合政治、宗教统治要求的作品。启蒙思想家号召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
——摘引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第三版下
材料二 1755年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由于同狄德罗在宗教等观点上的不同，1758年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决裂。1761年发表《新哀洛绮丝》，这部小说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给卢梭带来了巨大声誉。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相继出版，更激起了新旧教会的极大愤怒和政府当局的谴责，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的公民身份，晚年在法国去世。
——摘编自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
材料三 卢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政治家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以“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和“契约论思想家”这样两种形象为线索，出现了“自由与公民”、“公意”等大量专题文章：既有晚清时期严复与章士钊的笔战，也有民国以来张奚若、张翰书、朱坚章这样一些著名政治学家对卢梭的精微阐释，更有王元化、朱学勤、崔之元等当代著名学者的交锋与反思，以及学界青年才俊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完整地再现了卢校这位伟大的启蒙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勾勒了中国卢梭研究的基本轨迹。
——摘编自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分析“17、18世纪，哲学家和启蒙思家的倡导者开始质疑长久以来的君主观念”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梭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进中国人如何以卢梭思想为武器开展救亡运动。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