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
| A．完整阐述了“中体西用”的内涵 | B．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伦理纲常的价值 |
| C．冲击了顽固派对中国传统的坚守 | D．超越了洋务派富国强兵之术的阐释 |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 与西方相比，中国启蒙不仅匮缺市民社会的根基和动力，而且没有西方式的孕育了现代性的传统资源可资利用。这样，当启蒙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性价值并以其批判本土传统时，传统的抗拒和文明的冲突，都是西方内源性启蒙所未曾遭遇过的。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从文字阐述到政治实践的西方思想启蒙一直把人的价值（文艺复兴）、人的自由权力（启蒙运动）作为基本起始点，而且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权力也是西方思想启蒙的一般归宿。而中国的思想启蒙长期以来偏离了这个方向，人的价值、人的权力始终没有成为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归途。
——摘编自高力克《五四：未完成的启蒙》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西化”的基本要义是向西方学习，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文化，以使自己达到如西方一样的先进的社会状态。从“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与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从文明迷失再次走上了文化自信。……正是通过这种互相之间取长补短的借鉴和对话，中国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开放和包容态度走向世界。
——摘编自《浅析中西方文化融合与全盘西化的认识》
材料二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产生了巨大的波澜，于是而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想用启蒙手段达到救亡目的。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充满战乱苦难，国家利益与人民痛苦压倒了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为了群体的救亡，个人权利、自由与尊严都显得不切实际，启蒙工作因而受到了牵连。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近现代中国主流价值从文化迷失到再次走上文化自信的探索历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中国启蒙工作“受到牵连”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