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体育开始逐步传入我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出于强兵的作用，主动接触和引进西方军事体操，创办军事学堂，开设体操课程。维新派人物谭嗣同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大在喜动，而中国的落后在于好静，倡导引进西方体育，以体育兴国强民。1903年，清政府推行以日式兵操为主的体育课程，近代体育课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北洋政府正式将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打破了兵操就是体育的观念，体育课程分为田径、球类等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
材料二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要把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舄（生皮制的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故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齐桓、魏文之英风，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变法，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
——摘编自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1898年9月）
材料二 孙中山以阳历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农历中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这部历书将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摘编自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康有为有关服饰改革的主张，概述其主张改革的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历法改革的措施，并简要评价其历史意义。
| 严复 | 中国传统的“求新”观念与西方的“进化”观念相辅相成。为“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条件,而“进化“观念也为“新”字涵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严复指出:“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天演之理为国家求“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新”字与“中国”一词的结合。 |
| 梁启超 |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专列“论国家思想"一节,呼吁培养“新国民”,建立“新中国”。1903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再次详细阑释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 |
| 孙中山 | 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提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作为革命派的“新中国”理想被正式使用 |
| 陈独秀 | 发文驳斥了民初的共和政体。他将“民主”与“共和”观念截然分开，阐明了“共和”也不一定就是民主。在政治变革无望的背景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希望从思想文化领域入手,通过改造国民的方式再造“新中国” |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新中国”确定一个论题，进行论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晰。)
材料 维新派认为学西方，必须首先学西学，批判旧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教育制度的方案。严复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维新派提倡发展现代西式学校制度，全国各村、镇都应设立小学与初中；高中以上的学校则应设于县城、省城等任何条件容许的地方；在北京应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他们认为要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通过全民教育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虽然戊戌变法只运作了一百多天，但它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启蒙的窗子。变法失败后，“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持续发展，致使清政府于1905年颁发谕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范敏华、孙锡平《戊戌变法与教育制度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维新派革新教育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维新派革新教育制度的主张。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材料 就各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文化（自然包括哲学）的发展大体上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发掘，同时也表现为对异已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原有的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定型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时期内，对原有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的转型期。
——摘编自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的知识，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阐述充分，逻辑清楚。）
一本书的遭遇
材料一 1895年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如图）。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八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摘编自雷颐《帝国的覆没——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局》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材料二 近代对日本明治维新了解程度之深且影响之著者，可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官黄遵宪。他敏锐地看到明治维新的成效，又指明日本在追求富强的同时已有称霸野心，中国首当其冲可能遭受其害。《日本国志》于1887年夏完成。1887-1889年间，黄遵宪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推荐，但被“久束高阁”。黄遵宪转而寻求民间出版，但仍遭冷遇，说明民间认为有关日本之书不值得出。这本书迟至1895年底甲午战败后才正式刊行。对此，时人痛惜万分，称“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
——摘编自戴东阳《论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
根据材料并结合史实，以“一本书的遭遇”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 时间 | 概况 |
| 1844年 | 宁波女塾开办，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 |
| 19世纪60年代初至1876年 | 教会学校数量增多，女生在学生中的比例增多。教会学校开放女子教育，促进了女子入学，实现男女教育平等。 |
| 早期改良派 | 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最早开始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倡导女子教育。 |
| 维新派 | 康有为主张男女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女子应该上学。 梁启超重视女子教育，系统论述了女性受教育的必要性。 |
| 1898年 | 梁启超、经元善创办经正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己创办的正规女子学校，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
| 1902年， | 蔡元培开办上海爱国女学。此时的女性学堂多为私人兴办，未获统治者的直接肯定。 |
| 1907年 | 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国女性教育正式被纳入中国教育制度的范畴。 |
| 1912－1913 |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等教育段不分设男校女校，中等教育段专门设立女子中学校，女子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教育权，突破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限制。 |
| 1920年， | 北大校长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开创了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的先例，不分性别进行教育。 |
| 1929年， | 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其方针》，这是中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男女受教育机会平等进行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是中国女性教育的第一份法律成文。 |
―－摘编自徐颖《一文纵览中外女子教育的发展》
该表反映了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不断发展，指出其中一种发展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