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体育开始逐步传入我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出于强兵的作用，主动接触和引进西方军事体操，创办军事学堂，开设体操课程。维新派人物谭嗣同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大在喜动，而中国的落后在于好静，倡导引进西方体育，以体育兴国强民。1903年，清政府推行以日式兵操为主的体育课程，近代体育课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北洋政府正式将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打破了兵操就是体育的观念，体育课程分为田径、球类等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
材料二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要把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 严复 | 中国传统的“求新”观念与西方的“进化”观念相辅相成。为“进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条件,而“进化“观念也为“新”字涵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严复指出:“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天演之理为国家求“新”提供了理论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新”字与“中国”一词的结合。 |
| 梁启超 |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专列“论国家思想"一节,呼吁培养“新国民”,建立“新中国”。1903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再次详细阑释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 |
| 孙中山 | 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提出“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作为革命派的“新中国”理想被正式使用 |
| 陈独秀 | 发文驳斥了民初的共和政体。他将“民主”与“共和”观念截然分开，阐明了“共和”也不一定就是民主。在政治变革无望的背景下,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希望从思想文化领域入手,通过改造国民的方式再造“新中国” |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新中国”确定一个论题，进行论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条理清晰。)
材料 冯桂芬在《校邻庐抗议》的首篇《公黜陟》中,提出了一套由下推举官吏的办法。“责成京官,自中书以上皆岁举六部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请升缺,用其举多者,若用举少者,则必言其故,候钦定。外官则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绅及诸生各乡正副董耆老,多举同知以下巡检以上一人，上之郡,郡核其得举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舆论折中之,许删不许增,造册奏闻,有缺以次保升。”
冯桂芬另在《复乡职议》一文中，主张恢复古代的乡亭制度，并且主张扩大士绅的政治权力，提倡普选的地方政府以统治地方。自县以下地方职司,全由选举产生。“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并提出具体的公举办法，“里中人各以片格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也就是说,得推举票最高的候选人当选之。正、副董的任期一任三年。乡董的义务包括处理民间争讼,协助官方缉捕罪嫌,劝导百姓纳税缴粮。正副董以上有一巡检，“满五千家设一巡检”,由诸生、各多正副董和耆老间接选举产生。
吕实强认为冯桂芬由下推举官吏办法，“于往古史例,决无前例可循”冯桂芬能循复古而维新，“不仅能灵敏地觉察到所面临的变局,更能够客观而虚心地从中西比较之中,全盘地考虑到中国政治的改良,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案”。“能真正融会中国重视民意传统，而谋求以近似西方民主制度作为改革本国政治之言论者,冯氏实为近代中国史上第一人”。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八卷
请回答：
(1)据材料概括冯桂芬的思想主张，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2)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冯桂芬思想主张的影响
材料 维新派认为学西方，必须首先学西学，批判旧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革新教育制度的方案。严复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祸害，只能“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维新派提倡发展现代西式学校制度，全国各村、镇都应设立小学与初中；高中以上的学校则应设于县城、省城等任何条件容许的地方；在北京应设立京师大学堂。同时，他们认为要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通过全民教育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虽然戊戌变法只运作了一百多天，但它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启蒙的窗子。变法失败后，“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持续发展，致使清政府于1905年颁发谕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范敏华、孙锡平《戊戌变法与教育制度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维新派革新教育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维新派革新教育制度的主张。
材料一 （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遣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摘编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材料二1895年，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官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兵、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冯桂芬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有为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冯桂芬与康有为二者思想间的联系。
材料一：关于《周易》的作者，司马迁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之说在唐初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前几成定论，然此说在疑经盛行的两宋时期饱受质疑和挑战。他们还改动经传文字，对《周易》经、传的篇章次第进行了再审视，并编订了很多所谓的“古本《易》”。在疑古大潮之中，部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脱衍、训话及典章制度制度的考辨、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等予以独特关注。宋代学者对佛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
——据王长红《宋代文人笔记中的疑经思潮》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学者们既要推倒经学的统治地位，又希望”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他们“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主要是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信仰，看它们到底”是与不是”“好与不好”“适与不适”。至此，经学使由定于一尊，不得非议的地位，跌落到被识别、评判和取舍的普通位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也就变成了根本的转向。这一转向以抨击礼教始，整理国故、文学革命终，把经学导入了纯学术的道路。
——据天祥《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近代经学述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疑经思潮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疑经思潮的不同，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朱熹对中华传统“人文化成”的美育观念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这明确表达了朱熹美育教育的三个诉求：“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据赵贤迪《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材料二 达·芬奇认为，“美，是一种聆听，来自内心，来自人对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美，是一种自觉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居坐高大教堂中的红衣主教。”“绘画实际上是科学与大自然的合法女儿。”后世研究者广泛认为，达·芬奇的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据张冲《达·芬奇美育思想探析》等
材料三 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学校总论》中提出：“世界之运，由乱而治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在他看来，“美育要尽量发挥情感的真善关，而且要淘汰邪恶与奸丑。进而推之，美育的真谛是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上必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据邱嵘《梁启超美育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以朱熹、达·芬奇、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相似之处，阐释美育的重要性。(2)根据材料，运用史实说明达·芬奇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与朱熹美育思想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社会原因。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观点 | 严复《天演论》中的观点 |
| “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正是由于这种天性，人类才不同于动物，社会才不同于自然，伦理学才不同于进化论 。 ” | 人类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互助，团结以“保群”，这些都是“天演”（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末”而不是“本”……生物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
| A．促进国人救亡意识的觉醒 | B．纠正生物进化论的错误 |
| C．为反清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 D．传播“中体西用”思想 |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