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开创了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体例，展现了匈奴、东越、南越、西南夷、朝鲜和大宛等少数民族（有些超出国内少数民族的范围）的风貌。《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披旃袭。”……十六国时，匈奴人刘渊曾拜儒者崔游为师，“《史（记）》《汉（书）》诸子，无不综览”。他在称汉王之前，宣称“大禹出于西戎，（周）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称汉王时，他又以汉朝的继承者自居。

——摘编自陈琳国《论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1901年10月，梁启超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了民族帝国主义时期，而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902年2月～4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王先明《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材料   近代西方和中国（思想史）各自都是变化万千，而思想的演变是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变化密切相关的：中西双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当然双方也都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如果仅注意西潮冲击带来的变化，而忽视不变的一面，或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必然是片面的。

——摘编自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摘编自崔之清《儒学的民本思想初探》

材料一:鸦片战争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主张以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匡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但并未扭转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势。戊戌时期,谭嗣同、严复抨击了君主专制,康梁创立了中西结合的历史进化学说。他们提出了变政的理论依据,阐述了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序的历史进化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制,君民共主制则是从君主专制向民主制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摘编自吴乃华《试析戊戌维新思想家的新民观》

材料二:孙中山谴责和揭露了封建暴政“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和特权”“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等罪,指出这种状“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进而指明这种封建暴政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相矛盾,与“民主立宪”政体相对立,因此必须迅速消除“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社会政治状况。

——摘编自郑宪《浅谈孙中山的民权思想》

材料一   1839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抵达广州禁烟,目睹沿海文武大员“不请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的状况。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抗敌御侮的历史情势迫使他将搜集“夷情”定为当务之急,遂“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林则徐广泛吸纳翻译人才,组织翻译了涉及西方时事、贸易、历史、地理的西书、西报,并通过翻译《国际法》条款与义律等进行外交斗争,启蒙了“世界之中国”的国家认同观念,被誉为清末思想启蒙的先驱。

——摘编自苏艳《林则徐的“夷情”探查与翻译赞助活动》

材料二   甲午战争失败后,部分先进中国人发现,西方的格致之学并不是西洋文明的全部,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科学技术,更在于社会思想和政治制度,因此,翻译由“格致”而及政事。以1896年严复译《天演论》为起点,维新派成为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主力。他们成立强学会、务农公会及译书公会等译书机构,把翻译介绍西学作为变法图强的重要途径,出版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方面的著作,将进化论、天赋人权、民权平等思想引入中国。

——摘编自肖开容《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其派别主要有：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鸦片战争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主张以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匡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但并未扭转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势。戊戌时期，谭嗣同、严复抨击了君主专制，康梁创立了中西结合的历史进化学说。他们提出了变政的理论依据，阐述了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为序的历史进化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制，君民共主制则是从君主专制向民主制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摘编自吴乃华《试析戊戌维新思想家的新民观》

材料二：孙中山谴责和揭露了封建暴政“不给我们平等的权利和特权”“侵犯我们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等罪悉，指出这种状况“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进而指明这种封建暴政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相矛盾，与“民主立宪”政体相对立，因此必须迅速消除“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社会政治状况。

——摘编自郑宪《浅谈孙中山的民权思想》

9 . 阅读衬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是和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密切联系的，它大体上经历了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和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三个阶段。当然，这种阶段划分只具有相当的意义，它并不是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特定层面文化的变革，就完全没有其他层面文化的变革，而是说在某个阶段中某种层面文化的变革居于主要地位。

材料二不容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发展的，它虽然没有停滞不前，但却发展缓慢，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这显然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冲去的结果。从“师夷长枝”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到制度房面文化的近代化，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峋。诚然，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当西方文化涌来时，它常表现出相当顽固的拒斥态度。但是它并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富有活力的，它们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也起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令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

（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特点。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原因。

10 . 民法是规定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关系以及跟它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摘编自《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1）依据材料，概括《大清民律草案》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的国内背景，并指出民法典“未及正式施行”的直接原因。

材料二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2）依据材料二，概括两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

材料三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3）依据材料三，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反映了怎样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推动形成统一民法典的有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