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宣传“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兴起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摘要）
材料二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陈独秀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儒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结合史实说明汉代新儒学是如何“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的？
（2）材料一和材料二对儒家学派的认识有何异同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陈独秀的思想观点。
材料一 160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获准进入北京······尽管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件，但却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认。据统计，“在200年时间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有456人······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其输之科学，有天文、历算、地舆、炮铳、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学。”
——杨志文《耶稣会与西学东渐》
材料二 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比如“祖先崇拜”、“儒学崇拜”等。康熙帝对此批示：“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700年，康熙帝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已成定局。“西学东渐”的星星之火终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评述》
材料三（清末民初）由于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各路人才在这里汇聚，不仅有众多兼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教士，而且还有一批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从西译著作中，由自然界引申到人类社会，使当时处于惆怅的中国多了一份思考和选择。如严复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使梁启超、康有为等力主改革和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激动不已，似乎从中悟出了中国的某种道路。鲁迅知有新书《天演论》出版，便花了500文钱买了一本，读后顿觉眼界大开。鲁迅想以科学救国和他从事文学的唤醒民族的思想底蕴是完全一致的。
——陈敬全、朱新轩《上海在西学东渐中的地位和作用》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特点，并指出此时“＊西学东渐＇的星星之火终究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的原因。（2）根据材料三，概括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较之材料一、二中“西学东渐”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卓越地贯通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容。孟子早已说过，他相信孔子在编订这部编年史时把支配万物的上天的准则运用于人类历史的进程。由于董仲舒，孔子博得了处于历史中心的圣人——素王——的位置，他（董仲舒）从这些不变的准则出发，以微而婉的方式简洁地表达了对人们的行为的褒贬。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关乎对他们的品质的评判，这一点很可能给当时的统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费正清《剑桥中国秦汉史》
材料二 当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从全球的范围内审视中国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理学统治的中国。近人所理解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学，要求被理学统治了一千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以理学的眼光看待儒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这店里的东西恐怕很难有哪一件是真正属于孔子的，“孔家店”实际上是没落的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家店”实际上是理学店。
——摘编自李振纲主编《中国儒教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地位变化的相同之处，并对此进行简要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