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戊戌变法时期，许多宫绅认识到，洋务运动时期设立新式学堂与鼓励留学等教育改革只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局部式改革，不利于中国教育发展。戊戌变法期间颁布的《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堂毕业授予生员，中学堂毕业授予举人，大学堂毕业授予进士。在京师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下设总办、提调、司员等官职，其职责是“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其在学堂办事各员，统由该大臣慎选奏派”。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因为新式学堂和科名刚好都是三级，父母也就愿意把孩子送入学堂。管理全国学务的孙家鼐也认同将设立的大学堂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必要性，以及它对全国学堂所产生的作用。此后，大学堂人数每年都稳定维持在300人左右，地方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摘编自陈睿腾《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经验与现代启示》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