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材料   过去十二年来（1914～1926年），关于这次大战的起因问题，可以说是经过了三个阶段，而每一阶段多少都是由于当时所能获得的资料而决定的……起先，在大战期间，许多论者企图把这次滔天大“罪”归“罪”于少数几个人，主要是德皇，大日耳曼主义者以及奥国和德国的军国主义者。然后，根据1919年开始起陆续公布的一些比较完整的文件，协约国方面认为德国及其盟国应负战争全责的理论，就显然不能成立了。那些竭力主张“修订”凡尔赛和约的论者，又走向另一极端，把战祸归咎于协约国的领袖们……最后，等到大家逐渐认清所有列强多少都负有责任，并更加注意大战的远因之后，头脑比较清醒和有历史头脑的人，才不再接受那种某某人为战争罪魁的简单说法了。他们转向一种比较正确的解说，认为这次战争乃是由于缔结同盟、军备竞赛，以及秘密外交等国际间的无政府制度所造成的。

——摘编自【美国】悉德尼·布拉德肖·费伊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4 . 材料一   以下为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集团签订的对德《凡尔赛条约》的部分内容：

第八十条德国应照将来奥国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所订之条约中规定之疆界，承认并确切尊重奥国之独立；复承认奥国之独立如非经国际联盟行政院之许可，不得变易。

第八十一条德国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之完全独立，一如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所已为者，该国包括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的罗塞尼亚自治领土……

第八十七条德国承认波兰完全独立，一如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所已为者…”

——齐世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

材料二   以下为1937年11月19日希特勒与英国枢密院长哈利法克斯谈话的部分内容：

所有其余一切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关系于大概迟早定会发生的欧洲秩序变更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指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言。

——齐世荣：《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

材料   当1914年8月“一战”刚刚爆发时，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预言：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会再重新点燃。的确，这场战争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本来参战者预计在圣诞节前即可结束，结果却整整打了四年。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一战”中，英国近80万人、法国160万人、德国180万人伤亡。因此，战后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不禁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书，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如果从短时段来看，这样的描写和定性不无道理，但如果站在21世纪的维度上，可以看到一种和从前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的分野和文明发展道路走向的新篇章，一种全新的历史正在徐徐展开，正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摘编自李宏图《是什么造就了文明发展的走向》

材料 1914-1918年的“大战”深植于帝国主义的土壤之中，发生在世界已经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时代，战争双方以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为目标，因此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和牵动全球的世界性，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这场战争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超出了战争发动者的预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了巨大损失，参战双方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有的国家都超过100万。从战争后期到战后，欧洲社会充满了反战、厌战的情绪，战前受到打压的和平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大多数参战国都有很多人罢工、拒服兵役甚至发生士兵哗变。俄国、德国、奥匈帝国等国的士兵和平民则将愤怒洒向给他们带来战争的政府和制度，革命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战后和平运动影响日益扩大。

——摘编自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

材料   一战期间，美日在华势力崛起。美国为了应对战局，有系统地构建面向海外的新闻宣传,1917年4月13日，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中国宣传美国理想，引导战后中国走上一条美国式发展道路，推动并参与了1918年9月在中国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书记官(副领事)伯尔兼任中美通信社主干事，经常向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益世报》提供不利于日本的消息，与美国报人卡尔.克劳一起利用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人从事抵制日货的活动，鼓动北京六大中文报纸联名向威尔逊总统发了长文电报，批评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态度，请求美国帮助。从侧面印证了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中国内部就出现了有计划反日的征兆，中国人的反日诉求与部分在华美国人的活动实现了步调上的一致性。

——摘编自 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就山东问题抵制日货的影响》等

材料 1919 年，德国政府宣称德国是“为了自卫而战斗”，为“民族生存”而战，并且把兴登堡、鲁登道夫等战犯奉为为祖国而战的“民族英雄”，抵制对他们的审判。1924 年德国加入国联的四大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不再以任何方式使德国承认战争罪责。民族主义者继续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支配世界。德国的军队、大中学校成了梦想通过战争实现复仇、恢复昔日荣耀的精神家园。军方“宣称德国军队从未被真正打败过”，军事家伯恩哈迪构建了“总体战”理论，认为在和平时期必须做好战争准备，特别是民众的战争准备，泽克特、古德里安等将领提出机动灵活原则是军队作战的关键。

——摘编自张国臣《试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一战的反思》

材料：截至7月23日，斐迪南大公遇刺已过去三周半。人们的情绪已经冷却，大家开始操心其他事物。“没人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用武力去报复的罪行”。风暴中心的德皇威廉二世也认为：不会有大战…法国和俄国也没做好准备。

然而，7月13日，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添油加醋地向国内汇报：德国对维也纳不采取行动感到很紧张。当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政府照会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反复说服尼古拉二世下令启动战争动员。闻讯，恐惧中的德国也号令动员。双方的动员，加深双方的恐惧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认为：“如果，此时需要挑选三人为这场战争负主要个人因素之责，这三人就是贝希托尔德（奥匈外交大臣）康拉德（奥匈陆军大元帅、总参谋长）与小毛奇（德军总参谋长）。“基辛格也把一战的爆发，归结为个人因素：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既蛮横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带向战争。

——《一战启示：军事革命不变则败和平祈祷不来的》

材料   一战爆发，中国“希望”成为参战国，以期收回某些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时悍然声言，无论是中立国与协约国间、还是中立国间通商的船只，只要经过其封锁区域，一概击沉。但是，对中国这个“弱国”和“半殖民地”，列强是不放在眼里的，他们对中国“要求参战”和成为“参战国”，是从维护列强自身利益出发，而非顾及中国的利益。后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一败涂地，但以战胜国姿态出席巴黎和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走上了国际舞台，揭开了中国追讨合法权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步，并进而促使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思想。

——摘编自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