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摘编自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材料二：
70岁的孔子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非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种“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么？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这，就是70岁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再譬如，肥大的良种马喜欢懒洋洋地睡大觉，苏格拉底却偏要做一只马虻，一心只想刺激这匹懒马，让它清醒过来，这就难免引起懒马的厌烦甚至愤懑；懒马如果要摆脱马虻的刺激，不受打扰地酣睡，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处死这只讨厌的马虻，——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然而，那还是苏格拉底吗？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摘编自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三：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明”的罪名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判决执行前夕，苏格拉底的朋友格黎东潜入监狱，试图劝说他越狱逃跑。）
苏格拉底 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一块研究吧。要是你对我所说的话有异议，请提出反驳吧，我会听的。要不，你就别再向我重复那句话，要我违背雅典人的意愿跑掉。我虽然很愿意你把我说服，使我按照你的意思办，却只能说服，不能勉强。现在请你看看我开始这一考察的方式是否令你满意，请你尽可能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
格 黎 东 我试试看。
苏格拉底 请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故意做不正当的事？是不是在某某情况下可做，在别的情况下不许做？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曾经多次同意，而且现在刚刚说过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做不正当的事都是既不好又不美的？……是不是我们必须承受一些比死刑更加重或者比较轻的刑罚？是不是做不正当的事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做此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可耻的？我们要不要这样说？
格 黎 东 要。
苏格拉底 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做不正当的事了。
格 黎 东 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 既然根本不能做不正当的事，那就连那个人们所相信的以不正当报不正当也不行吗？
格 黎 东 看来不行。
苏格拉底 怎么啦，对人做坏事行不行？
格 黎 东 当然不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怎么啦？以坏报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格 黎 东 当然不正当。
苏格拉底 因为对人做坏事跟做不正当的事是一样的。
格 黎 东 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 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摘编自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格拉底相信存在着作为最高美德的纯粹的善，虽然他自己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
| B．在苏格拉底看来，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但对神是否真实地存在，他也无法确切地判断。 |
| C．孔子强调社会的秩序与规范，他通过编纂、整理图书和讲学等方式，实现了思想的传播。 |
| D．苏格拉底对现实的质疑、对德性智慧的追求，导致与公众对立，使他陷入不自由的困境 |
| A．因为无法解决理论的困境，所以苏格拉底的哲学更多地指向生活实践，指向对于生活应有的意义的思考与追寻。 |
| B．《侍坐》中，孔子对曾皙所描绘的春日畅游欢愉图景的喟然赞叹，体现了材料二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
| C．《人应当坚持正义》鲜明地体现了在与世俗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苏格拉底对于“正当地生活”的坚定追求。 |
| D．孔子和苏格拉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今天，苏格拉底的批判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
| A．苏格拉底在和别人探讨哲学问题时，习惯于采用问答法，即通过一系列问题，与对方相互质疑，重建信念。 |
| B．苏格拉底认为，定义就是找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定义不能靠举例、枚举、比喻，因为本质不是事例、例证。 |
| C．苏格拉底认为，一切虔诚的事都是正义的，但不能说一切正义的事都是虔诚的，因为虔诚只是正义的一部分。 |
| D．苏格拉底反对把特殊事例作为定义，主张要从特殊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共同本质，从而达到“辞事相称”。 |
5．材料三体现了苏格拉底怎样的价值追求？他的论辩体现了怎样的理性思维品质？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知识分子何为
——《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序
周国平
①屈原际的作为，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他是楚国贵族和高官，人品高洁，遭谗流放，秦灭楚后忧愤自尽。第二，其作品极具楚人特色，想象瑰丽，情思飘逸，文字恣肆汪洋。在屈原身上，既有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担当，又有庄子“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情怀。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仍可把他视为儒道互补传统的一个开端，从而用作讨论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切入点。
②儒道互补是中国士阶层的长久传统。在好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秉持了儒家忧天下、哀民生的社会责任心，也涵养了道家亲自然、轻功利的超脱情怀。在坏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平庸之辈以儒家为做官的敲门砖，以道家为归隐的安慰剂。不论是何种情形，中国士人的内心都是纠结的。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下，即使是优秀分子，其社会责任心也被限制在忠君意识的范围内，其超脱情怀也往往成为仕途失意的自我安慰。因此，直到清灭亡，具有独立地位和品格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并未形成。
③应该说，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进入近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是推翻帝制和西风东渐两大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其最早的成员，基本上由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脱胎而来。因为获得了普世价值的视野，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得以摆脱忠君意识的束缚，并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国的方向提升，他们的超脱情怀也减弱了自我安慰的色彩，增添了超越性追求的意味。可惜这个过程在1949年中断了，在持续近三十年的被改造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群体事实上不复存在。
④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一个接续民国传统、重塑独立品格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作为社会最敏感的成员，乃至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关注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对公共事务发声仅是方式之一，是一种直接的方式。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众苦难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人权、尊严、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的原则问题上，知识分子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应该是理性的，清醒的，有充分说服力的，可以声情并茂，但不可以情绪化。这是与新媒体上众声喧哗的区别之所在。
⑤事实上，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发声，包括公共写作、公开演讲、媒体访谈等，是一个极严肃而有难度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既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相当的底蕴，并且善于把专业知识转换成深入浅出的语言。惟有如此，才成其为一个学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的既内行又能让外行听懂的发声。否则的话，你就可能只是在说一些老生常谈。同时，因为你活跃在公共舞台上，公众就理所当然地要听其言观其行，你必须言行一致，在道德上自律。所以，做一个
⑥除了直接的方式，关注社会还可以是间接的方式。无论如何，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只占一小部分，多数人不是公共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不管是因为志向还是性格，有的人宁愿在某个领域里默默耕耘，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当然，对于社会大问题、大趋势仍须有自己的立场，但这个立场未必用公开发声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在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或文学创作中，必定会体现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一个潜心于基础理论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也许会比公开发声对社会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即使一个醉心于内心体验之奇妙和文字之美的诗人，他也是在为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
⑦真正说到底，知识分子何为？他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而他的基本方式是让人变得更美好，他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心灵。无论公开发声，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他要做的都是这件事。质言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⑧让我们回到屈原。如果我们把屈原用作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基因的标本，要反省的也许是儒道传统的缺点。无论儒家以忠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还是道家靠逍遥求解脱的浪漫主义，都是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反面。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人类文明的眼光，又要有现实人生的关切，从而在转型时期真正发挥独立的作用。
1．第⑤段中加点词“公共知识分子”在文中指的是2．下列对屈原的事例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屈原体现中国士阶层儒道互补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
| B．以点带面，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必备品格形成鲜明对比。 |
| C．以小见大，只有屈原标本的负面问题才具有现代研究价值。 |
| D．首尾呼应，自然地推进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发展地思考。 |
| A．“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典型地反映出优秀士人的局限性。 |
| B．对于不为民谋福利的国家，独立知识分子会发表“其国也亡之无所惜”的言论。 |
| C．无论面对社会突发事件还是社会重大问题，知识分子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发声。 |
| D．在专业领域方面，公众知识分子通常比普通知识分子更有底蕴，更具有影响力。 |
| A．知识分子具有普世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意识。 |
| B．知识分子积极地就社会公共事务发表看法。 |
| C．知识分子立足专业精耕细作创造重大价值。 |
| D．知识分子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保持理性判断。 |
守望的角度
周国平
①若干年前，我就想办一份杂志，刊名也起好了，叫《守望者》，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当然不是想往色彩缤纷的街头报摊上凑自己的一份热闹，也不是想在踌躇满志的文化精英中挤自己的一块地盘。正好相反，在我的想象中，这份杂志应该是很安静的，与世无争的，也因此而在普遍的热闹和竞争中有了存在的价值。我只想开一个小小的园地，可以让现代的帕斯卡尔【注】们在这里发表他们的思想录。
②我很喜欢“守望者”这个名称，它使我想起守林人。守林人的心境总是非常宁静的，他常年与树木、松鼠、啄木鸟这样一些最单纯的生命为伴，他自己的生命也变得单纯了。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守护森林，瞭望云天，这守望的生涯使他心明眼亮，不染尘嚣。“守望者”的名称还使我想起守灯塔人。在奔流的江河中，守灯塔人日夜守护灯塔，瞭望潮汛，保护着船只的安全航行。当然，与都市人相比，守林人的生活未免冷清；与弄潮儿相比，守灯塔人的工作未免平凡。可是，你决不能说他们是人类中可有可无的一员。如果没有这些守望者的默默守望，森林消失，地球化为沙漠，都市人到哪里去寻欢作乐？灯塔熄灭，航道成为墓穴， 。（a弄潮儿如何还能大出风头?/ b弄潮儿就不能大出风头了。）
③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守望者。守望是一种角度。当我这样说时，我已经承认对待历史进程还可以有其他的角度，它们也都有存在的理由。譬如说，你不妨做一个战士，甚至做一个将军，在时代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发号施令。你不妨投身到任何一种潮流中去，去经商，去从政，去称霸学术，统帅文化，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去充当各种名目的当代英雄。但是，在所有这些显赫活跃的身影之外，还应该有守望者的寂寞的身影。
④守望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直接投身于时代的潮流，毋宁说往往与一切潮流保持着一个距离。但他们也不是旁观者，相反，对于潮流的来路和去向始终怀着深深的关切。他们关心精神价值甚于关心物质价值，在他们看来，无论个人还是人类，物质再繁荣，生活再舒适，如果精神流于平庸，灵魂变得空虚，就绝无幸福可言。所以，他们虔诚地守护着他们心灵中那一块精神的园地，其中珍藏着他们所看重的人生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同时警惕地瞭望着人类前方的地平线，注视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在天空和土地日益被拥挤的高楼遮蔽的时代，他们怀着忧虑之心仰望天空，守卫土地。他们守的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生命之土，望的是人类超凡脱俗的精神之天。
⑤说到“守望者”，我总是想起塞林格的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曾在小范围内悄悄流传，也在我手中停留过。“守望者”这个名称给我留下印象，最初就缘于这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被学校开除的中学生，他玩世不恭，厌倦现存的平庸的一切，但他并非没有理想。他想象悬崖边有一大块麦田，一大群孩子在麦田里玩，而他的理想就是站在悬崖边做一个守望者，专门捕捉朝悬崖边上乱跑的孩子，防止他们掉下悬崖。后来我发现，在英文原作中，被译为“守望者”的那个词是Catcher，直译应是“捕捉者”“棒球接球手”。不过，我仍觉得译成“守望者”更传神，意思也好。今日的孩子们何尝不是在悬崖边的麦田里玩，麦田里有天真、童趣和自然，悬崖下是空虚和物欲的深渊。当此之时，我希望世上多几个志愿的守望者，他们能以智慧和爱心守护着麦田和孩子，守护着我们人类的未来。
（摘自《周国平散文经典·心灵守望卷》，略有改动）
[注]①帕斯卡尔：法国17世纪最卓越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认为“仁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端。
1．文中横线处的句意有以下两种不同的句式，结合全文选择你认为最恰当的一种，并简要说明理由。
a.弄潮儿如何还能大出风头？
b.弄潮儿就不能大出风头了。
2．第①段中，作者写自己想办杂志而未能如愿的经历有什么用意？
3．第③段中，作者围绕“守望是一种角度”这句话阐述了哪些观点？
4 . （1）瘟疫曾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加缪的《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2）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
（3）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
（4）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正义感。
（5）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6）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
（7）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身处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8）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恶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
（9）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作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作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0）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而是麻木。在瘟疫流行之时，我们对瘟疫渐渐习以为常，这是麻木。在瘟疫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是更严重的麻木。仔细想想，麻木是怎样地普遍，怎样地比瘟疫更难抵御啊。
（节选自周国平《麻木比瘟疫更可怕》有删减）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第一段强调在经历了SARS灾难的背景下来读《鼠疫》感受会异乎寻常，既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能较好地引出下文。 |
| B．第2段中说到“半亲切半尴尬”，“亲切”指如《鼠疫》中的类似生活细节，我们已经有过经历，很熟悉；“尴尬”指《鼠疫》中人们表现出的麻木，和我们面对SARS时极其相似。 |
| C．加缪笔下的“鼠疫”一词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当灾害来临时，人们应该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 |
| D．作者认为加缪在小说《鼠疫》的结尾写到“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十分地浪漫，体现了作者对加缪在灾难时喜欢浪漫的仁爱之心地赞扬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
3．加缪笔下的这场鼠疫与作者经历的瘟疫并不一样，但从周国平的文字中能看到小说对他的触动。结合文本请指出这篇小说给予作者和我们的启示。
麻木比瘟疫更可怕
周国平
瘟疫曾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加缪的《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
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正义感。
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
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身处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恶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
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作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作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而是麻木。在瘟疫流行之时，我们对瘟疫渐渐习以为常，这是麻木。在瘟疫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是更严重的麻木。仔细想想，麻木是怎样地普遍，怎样地比瘟疫更难抵御啊。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第一段交代了写作背景，再借《鼠疫》强调“异乎寻常”，既引出下文，又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
| B．作者在第2段中说到“半亲切半尴尬”，“亲切”指鼠疫期间的生活细节我们已经经历过，很熟悉；“尴尬”指在鼠疫期间，鼠疫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危险。 |
| C．作者认为加缪笔下的“鼠疫”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当灾害来临时人们应该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 |
| D．加缪在小说《鼠疫》的结尾写到“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看似浪漫，但是更有反思现实生活的指向。 |
3．请结合文本，探究本文标题“麻木比瘟疫更可怕”的深刻含意。
在义与利之外
周国平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的。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它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 A．真性情的人，能彰显自我，回归本心，率性而行，可以不被世俗的评价标准所牵绊。 |
| B．对重情轻利的人而言，人生的真价值既不在于义务,也不在于权利,而在于获得闲适之情。 |
| C．重情轻利的人便可以免除许多的琐屑和渺小的痛苦，便不会体味到人生的辛酸悲哀。 |
| D．作者否定义利评价标准，提出“至人喻以情”的观点，并把这种审美之情作为救世良策。 |
| A．文章在否定把“义”和“利”作为两种人生追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以“情”作为审美追求的人生态度，先破后立。 |
| B．作者从对“义”与“利”的对比分析中得出，二者其实是相通的，都脱不开计较，使人与人关系紧张，表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 |
| C．文章以“著作等身”和“不朽的小诗”两类追求为例，论证了写作是一种活得自在的方式的观点。 |
| D．作者引用萧伯纳的话，指出其所说的人生两大悲剧是立足于占有而言的，如果立足于创造，则可以成为人生的两大快乐。 |
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惟一的一个例外——王国维。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1998年，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 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 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1903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候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惟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的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做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成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
1．下列各项中，不能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轻精神价值”严重弱点的一项是| A．北大历史上为正宗的北大传统正名的往事没有人提起。 |
| B．张之洞拟定的章程，唯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 |
| C．-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 |
| D．在20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衷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 |
| A．王国维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 |
| B．王国维对1903年清政府批准的轻精神价值的京师大学堂办学指导方针《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
| C．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中国最缺少的属于纯粹的哲学的西方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 |
| D．王国维认为，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 |
| A．文章开头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而王国维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
| B．王国维认为，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这又是中国最缺少的，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 |
| C．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个枝节问题上，而是把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 |
| D．王国维认为，纯粹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而精神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
孔子的洒脱
周国平
①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②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③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是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④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 。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⑤“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皙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皙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脱脱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⑥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⑦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硁硁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⑧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研究孔子，如果顾及他的全人，对他的哲学或许也会有些新的认识吧。
1．作者认为孔子的“洒脱”表现在哪两个方面？2．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他对于读书的主张是怎样的？
3．文章结尾说：“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联系全文，你认为孔子“不洒脱的地方”指的是什么？
4．“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那么孔子看待“仁”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父 亲 的 死
周国平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我的这个感觉，是在父亲死后忽然产生的。我说忽然，因为父亲活着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重要。从少年时代起，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有点疏远。那时候家里子女多，负担重，父亲心情不好，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情形，我就当他面抄起一本书，头不回地跨出家门，久久躲在外面看书，表示对他的抗议。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第一封家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对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批判。听说父亲看了后，只是笑一笑，对弟妹们说：“你们的哥哥是个理论家。”
年纪渐大，子女们也都成了人，父亲的脾气是愈来愈温和了。然而，每次去上海，我总是忙于会朋友，很少在家。就是在家，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仍然有一种疏远感。有一年他来北京，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他突然提议和我一起去游香山。我有点惶恐，怕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言，彼此尴尬，就特意把一个小侄子也带了去。
我实在是个不孝之子，最近十余年里，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那是在妻子怀孕以后，我知道父母一直盼我有个孩子，便把这件事当作好消息报告了他们。我在信中说，我和妻子都希望生个女儿。父亲立刻给我回了信，说无论生男生女，他都喜欢。他的信确实洋溢着欢喜之情，我心里明白，他也是在为好不容易收到我的信而高兴。谁能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
父亲死得很突然。他身体一向很好，谁都断言他能长寿。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到菜场取奶和买菜。接着，步行去单位处理一件公务。然后，因为半夜里曾感到胸闷难受，就让大弟陪他到医院看病。一检查，广泛性心肌梗塞，立即抢救，同时下了病危通知。中午，他对守在病床旁的大弟说，不要大惊小怪，没事的。他真的不相信他会死。可是，一小时后，他就停止了呼吸。
父亲终于没能看到我的孩子出生。如我所希望的，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谁又能想到，我的女儿患有绝症，活到一岁半也死了。每想到我那封报喜的信和父亲喜悦的回应，我总感到对不起他。好在父亲永远不会知道这幕悲剧了，这于他又未尝不是件幸事。但我自己做了一回父亲，体会了做父亲的心情，才内疚地意识到父亲其实一直有和我亲近一些的愿望，却被我那么矜持地回避了。
短短两年里，我被厄运纠缠着，接连失去了父亲和女儿。父亲活着时，尽管我也时常沉思死亡问题，但总好像和死还隔着一道屏障。父母健在的人，至少在心理上会有一种离死尚远的感觉。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却未能为女儿做好这样一道屏障。父亲的死使我觉得我住的屋子塌了一半，女儿的死又使我觉得我自己成了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屋子。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选自《守望的距离》）
1．请结合语境，理解下面句子的含义。
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
2．父亲死后，特别是在“我”做了一回父亲后，“我”产生了“内疚”的意识，联系全文，请分要点归纳作者对父亲有哪些内疚。
3．作者说：“父亲的死使我觉得我住的屋子塌了一半，女儿的死又使我觉得我自己成了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屋子。”请联系生活实际，从“父亲于我重要、我于父亲重要”的角度，解读“屋子的一半”和“徒有四壁的空屋子”。
做人和做事
周国平
①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自己良心的法庭上公正地审视自己，既不护己之短，也不疑己之长，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足以使他哪怕在全世界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淡然面对哪怕来自全世界的误解和不实的责骂。
②做事即做人。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义，通过做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只要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所做之事的成败则变得不很重要了。
③做事有两种境界。一是功利的境界，事情及相关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于是做事时必定会充满焦虑和算计。二是道德的境界，无论做什么事，都把精神上的收获看得更重要，做事只是灵魂修炼和完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做人。因此，做事时反而有了一种从容的心态和博大的气象。
④人生在世，既能站得正，又能跳得出，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跳得出是站得正的前提，唯有看轻沉浮荣枯，才能不计利害得失，堂堂正正做人。如果说站得正是做人的道德，那么，跳得出就是人生的智慧。人为什么会堕落？往往是因为陷在尘世一个狭窄的角落里，心不明，眼不亮，不能抵挡眼前的诱惑。佛教说“无明”是罪恶的根源，基督教说堕落的人生活在黑暗中，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相反，一个人倘若经常跳出来看一看人生的全景，就不太会被那些渺小的事物和次要的价值绊倒了。
⑤权力是人品的试金石。恶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折磨和伤害弱者。比如一个办事员，手里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即使办一个正常的手续，他也会百般刁难，以显示他的重要。而善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造福和帮助弱者。他们都从中获得了快乐，但这不同的快乐，体现了多么不同的人品啊。一切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名声等，都具有这样的效应，能彰显其拥有者的善和恶。
⑥天赋，才能，眼光，魄力，这一切都还不是伟大，必须加上真实，才成其伟大。真实是一切伟人的共同特征，它源自对人性的真切了解，并由此产生一种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诚实和坦然。精神上的伟人必定是坦诚的，他们足够富有，无须隐瞒自己的欠缺，也足够自尊，不屑于用做秀、演戏、不懂装懂来贬低自己。
（选自《周国平文集》，有删改）
1．请根据文章内容简要概括“做人与做事”的关系。2．请简要分析第⑤段的论证思路。
3．结合文本，请说说你对文章第⑥段画线句子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