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①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②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④“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⑤“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节选自《正午的诗学》，有删改）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节奏）哟！

看山水画，不只是看风景

①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因制作精良，深受观众喜爱。而剧中频频出现的宋代山水名作，则“带红”了一批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成的《晴峦萧寺图》、郭熙的《早春图》……电视剧《清平乐》讲述了北宋仁宗时期的故事，也将不少宋代的山水名作嵌入画面的背景或道具之中。

②尽管山水画的“黄金时代”距今已有千年，但如今人们欣赏这些作品时，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宁静与慰jiè（       ），而这正是艺术的魅力。

③中国山水画的滥觞大抵在魏晋时期，此时的山水大多是人物的背景。最典型的，就是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图》，在这幅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山水只是人物的背景或作为场景的转换而出现。

④由唐入宋后，中国绘画艺术的主题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在唐代的画作中，最常见的就是与政治、宗教、伦理相关的题材，颇有“宣传画”的意味。到了宋代，文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他们将绘画视作修身养性之道，绘画从解答“人与社会”的问题，逐渐转向了解答“人与自然”的问题。花鸟、山水等陶冶心情、问道自然的题材大量出现。

⑤文人的山水情结，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就已萌发，从陶渊明、谢灵运，到唐代的王维，一批山水诗人隐居山林，感受自然，并提倡诗画一律，创作了诸多描写田园、山水的诗篇与绘画，比如王维就留下了著名的《辋川集》与《辋川图》，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是山水画得以独立并发展起来的重要推动力。

⑥两宋时期，山水画达到了艺术的巅峰。李成、范宽、郭熙三家的山水，被史家誉为“标程百代”。宋代的山水画和花鸟画一样，以“求真”为尚。与魏晋及隋唐时代相比，画家们的技术更为高超，他们已经能够用笔墨精微地表现出自然万象。比如，山水画最重要技法是“皴法”^①，范宽的雨点皴、郭熙的卷云皴、董源的披麻皴等都各具特色。

⑦自五代起，山水画就有了南北之分，李成、范宽等人是北派山水的代表，他们用笔多方硬，画面雄奇开阔，笔下的北方山林浓密高耸，山势雄浑强健。

⑧南派山水以董源、巨然为代表，他们所绘的大多是平坡洲渚、湖山迷蒙等江南景色，用笔多婉柔。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这样评价南派的两位代表人物：“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气；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

⑨无论是北派还是南派，画家们都为后人留下了传世的杰作，而当今人面对这些作品时，难免有一种隔阂感。对普通人而言，山水画或许只是看上去很美，却找不到欣赏之道。

⑩其实，中国山水画中的“山水”二字并不是简单的风景概念，它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诸多含义和象征，当人们欣赏一幅山水画时，也不是在简单地观赏画中的树石、草木、云水、丘壑，因为作者透过这些山水所要表达的，是他对自身和宇宙万物关系的理解，是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对待生命的态度。

⑪知名画家、上海师范大学邵琦教授认为，要真正进入山水画这一中国绘画艺术的塔尖，首先需要一定的文化积淀。山水画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根系十分丰厚和博大，历代山水画家及其经典作品充分地论释了中国儒释道的哲学思想。

⑫其次，要懂一些书法。山水画的线条是由笔墨构成的，有一定的书法基础，有助于品味线条之美。现代社会，笔墨早已不是必需品，绝大多数人是用手指在屏幕上点击和滑动的方式来接受、传递信息的。对毛笔的疏远，自然会使人难以感受笔墨的精妙，从而对中国画的欣赏产生隔阂。“中国绘画使用毛笔，西方绘画使用油画笔，两者在创作时有一个很大区别，那就是笔墨是不可逆的。山川万古不变，生命如白驹过隙，如果能在画中体会笔墨线条的不可逆，便是真正进入了欣赏山水的境界。”邵琦教授说。

⑬更重要的，是舍弃一些功利心。欣赏山水画，好比聆听无主题的音乐。很多人觉得山水画难懂，主要原因在于画面的叙事性很弱，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人物在山川间是那样渺小。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所说的“澄怀味象”一词，对理解山水画或许会有些帮助。“澄怀味象”即洗涤心中尘埃，剔除杂念焦躁。因为只有澄澈的心境，才能体味画中的真意，感受自然的新鲜与生机。而抛下杂念，体味自然的过程，恰恰是山水艺术抚慰内心的过程。

（选自2020年05月08日《解放日报》文字有删改）

“公知”与“士节”

曾宗国

①最近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②所谓“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原本是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著《公共知识分子》一书里提出的。指的是美国当代社会出现的在自己专业范围之外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人。波斯纳只是提出了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

③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④大家知道，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至于“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也就是所谓“士节”吧。这个问题孔老夫子不大讲究，后来孟子是特别强调了的。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礼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内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里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⑤中国几千年来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的儒家精神包括传统文化，或者说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老毛病，那就是话说得大，而在实践上却往往是另外一回事。且不说“士”一旦“仕”了，即便是原来有点“公知”的也大都“母知”了，就是终身不“仕”或不得“仕”的人，能坚持“公知”的读书人在历史上也屈指可数。

小议“伪善”

陈家琪

①知道恶而为恶，或故意为恶，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伪善”。真正的“伪善”，就是把出于自己主观意图的行为理解为对恶的铲除或消灭，认为只要出于主观意图，即动机上善的意图的行为，就一定是善的。所以重要的只是动机上的善。

②我们选两个古今中西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言论来分析一下：

③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⑤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⑥主观意志可以成为行为的客观性法则。

⑦前面是孔子的，后面是康德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个“己”字，都只在强调人的主观意愿的纯正，使一切行为本身从一开始就“出于义务”，而不是“合于义务”。“做买卖童叟无欺”，要“出于义务”，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合于义务”。其实，对人性、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让我们确信要求“合于义务”要远好于对“出于义务”的要求。或者说，赚钱是对的，但要有制度和规则，使那些在行为上总是“合于规则”的人总能赚到钱，越“合规则”就越发财，而违反规则就一定让你人财两空。客观化的规则越强硬，越普遍，就越好。当然，规则总是人“出于义务”而制定的，一旦制定出来，就不管你的行为出于什么动机了，只管行为本身是否“合于规则”。做买卖你“童叟无欺”是不是出于义务，没有人管你；但时间长了，因为越合于规则就越能赚钱，“合于义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出于义务”。这就说明重要的是行为本身要合于规则，而这套规则又出于义务，慢慢就变成了对每个人而言的“出于义务”的习惯。

⑧“伪善”就是只强调从行为动机上要求人，然后相信只要动机上纯正了，行为本身也就一定是善的。最纯正的行为动机就一定是不妥协地与一切“不出于义务”的行为做斗争。

⑨现代世界从一个崇尚圣人、君子、英雄、德行、高尚、充满诗意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法律与伦理世界客观化，人们只知做一个守法公民，过平庸、琐碎、乏味生活的时代。在这变化中，沉湎于或自恋于个人内在的道德情感是一回事，如何让这种道德情感通过法规而具有了特殊性的规定性，从而寻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安宁与闲暇，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制造强国”呼唤工匠精神

彭新武

①涵养工匠精神，需要共识也需要行动，还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

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地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制造强国，一个关键就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③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进而设世界强的必由之路。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一个重要方面是把更多的资金转向实体经济，从而走出一条更多依靠集约投入、科技创新的发展路子；同时，要努力培养一支具有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

④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号召，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继续学先进赶先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鞭策自己，激发劳动热情，厚植工匠文化，恪守职业道德，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

⑤古为今鉴，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对工匠精神的精微阐释。如古代描述工匠在制作玉器、象牙、骨器时，用“切、磋、琢、磨”来展现其中的__________；又如孔子说“执事敬”“事思敬”，表现的是__________；又如《考工记》中倡导的“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表现的是__________；再如，《庖丁解牛》中十九年不换刀，一心研究解牛的厨师表现的是__________。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并不缺少匠人匠心。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品质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根植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

⑥工匠精神贵在传承，要想真正落地生根，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共同塑造尊技重道的文化氛围。近年来，随着一批“大国工匠”走向“前台”，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工匠精神不仅有了具象的模范代表，而且有了可学可敬的典范。既是受“大国工匠”的带动，又是得益于社会的广泛认同，人们对匠人愈加尊重、对工匠精神愈发推崇，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正在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理念更加巩固，让劳动者更有尊严，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也更为肥沃。【甲】

⑦涵养工匠精神需要共识也需要行动，【乙】涵养工匠精神还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创造保障公平、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工匠群体的社会地位，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在教育理念上更加兼顾知识传授与技能培养，在教育培养上努力搭建一个高技能产业工人培养体系。【丙】劳动者只有进行自觉能动、自由自主、富有创新力和创造力的劳动实践，才能既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又通过创造性劳动享受美好生活。【丁】

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其中包括“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矢志涵养工匠精神，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就一定能稳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奠定人才基础。

（选自2020年12月0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小说与事件

张定浩

①今天的很多小说书写者对理论往往有一种轻视，但轻视理论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摆脱理论。相反，他们往往深受同时代最流行的理论思潮浸染而不自知，它们写得越是才华横溢，就越令人厌倦，因为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只能见到两种人：一个叙事的暴君和一群失败者。

②D.H.劳伦斯告诫我们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要相信故事。但今天的很多小说中已经没有故事，只剩下一个叙事者，他要讲的唯一故事，就是他自己正在讲故事这件事。叙事者以一种貌似谦虚的受限视角，刷出了远超故事中人的存在感，甚至篡夺了原本属于人物的精神生活和行动能力。对很多小说书写者而言，这种流行的受限视角其实和伪全知视角一样，体现的都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最终只是在想象他人的生活，而没有学会搁置自我，让故事中人自行生活，这两者的差别，正如白日梦与梦。

③众多文学评论为由失败者构成的小说世界辩护，认为这反映了现实，体现了小说家对当下现实的敏感。但何谓现实？波德里亚认为，我们通过大众媒体看到的现实，其实早已是一个被解码和编排过的“拟像世界”（《拟像的进程》）。不幸者被迫从活人降格为苦难的符号，成为有关失败现实的案例与信息；而我们作为幸存者，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真的安慰到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在消费他们。要改变这一切，就要拒绝将生活简化成苦难以及有关苦难的信息。进而，就要在一个现实逐渐被拟像取代的信息世界中，用虚构的方式重建一个生机勃勃的艺术世界。假如生活确实是糟糕的，人已经习惯于拟像，那么就让这糟糕的生活和在拟像世界长大的人去重新学习效仿这个生机勃勃的艺术世界，而非相反。

④当代认知科学已经清楚地表明，类比是人类认知的核心，而且答案不唯一。如果abc变成abd，那么ijk应该变成什么？大多数人会说ijl，但实际上还有其他答案，比如ijd，甚至abd，这完全取决于每个人如何理解从abc到abd之间所应用的概念。

⑤借助类比，人们得以通过熟悉的事物去猜测和理解陌生之物，而每一件新加入的陌生之物都会对我们头脑里熟悉的概念进行重组。相对于我们传统所说的归纳（从表象到本质）和演绎（从本质到表象），类比思维更为灵活，它认为不存在绝对的表象和本质，人是处在各种生生不息的关系中，并不断根据新的类比来形成和调整对于表象和本质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会对真实世界发生实际作用，因为阅读小说的人不断在进行类比，小说人物的种种道德境遇、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甚至某种独特的语法表达，都会丰富或打破读者现有的认知概念，并帮助他去反思和重组自我。但每个读者的类比方式又不尽相同，都携带着各自已有的认知体系和能力。小说既不高于现实，也不低于现实，它和古老的神话、童话以及民间故事乃至一切艺术形式一样，平行于现实，它作用于现实和读者的方式是自由类比，而非机械地反映、焦虑地见证和单方面的教谕。而虚构和阅读，由此方可共同成为一种积极的道德实践。

⑥一个好的小说并不满足于指向某种既定规则和既有答案，它不被某种设定好的因果关系所束缚，小说家并不是事先在生活中发现了新事物和新问题，然后选择合适的材料和情节予以技巧性地表达，再假设他的读者都是和他一样的小说家，好迅速发现这种技巧并为之击节叫好。小说家和读者的关系不是这种熟练演员和老练看客的关系。小说会生成一个事件。这事件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有它本身的发展逻辑。因此，随之而生的技巧也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所谓原创的意思本身也是如此，即起源性的，只发生一次。

⑦将小说视为一次事件，有助于小说家从那些蜂拥而来的、困扰他的现实信息中摆脱出来，因为重要的不再是现实发生了什么超出他想象的事情，而是去思考对他而言、进而对某个人物而言发生了什么。这是唯一切身和可以真实把握的东西。同时，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发生，并不仅仅发生在他作为个体的意识中。他不能再仅仅从内部思考所谓人性，而是要从外部思考人。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所说：“将某物看成虚构，意味着允许自己在此事物的外围去思考并感受它。”这里的“某物”，也包括作者自身。

⑧那些美妙的小说，许诺给读者的不过是一个个开端。读者会把自己放进这个开端，去迎接一些即将为自己而发生的事。

（文章有删改）

①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②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③说到这里我记起了疏散在乡下时的事来了。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傲 似乎又没有了着落。

④这样说来，乡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至少还是个没有结论的题目。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_________。

⑤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很多悲剧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⑥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在熟人中，我们话也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

⑦我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节选自《乡土中国：文字下乡》有删改）

乡土本色（节选）

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②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人类的群集性

邱泽奇

①人一生下便需要接受他人的抚慰，与他人接触，与他人交往。实验观察表明，婴儿出生后有许多明显的社会交往迹象。如2个月大的婴儿可以与同伴对视。在人的正常生长发育过程中，婴儿要与父母接触，再长大一些，要有自己的玩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自己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只要我们醒着，大都与他人在一起，学习、工作、生活、游乐，生活在各种类型、规模的群体之中。只有在极少数特别情形下，我们需要短暂的独处、思考、休息，这就是人类群集性的具体表现。

②经验事实还表明，与世隔绝的人常常会感到迷惘、自闭，甚至会精神崩溃。自闭症儿童在交往上有障碍，症状之一是不依恋父母。如出现交往障碍，语言发育就会出现障碍。如对语言的理解低下，不能用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姿势及音调与他人交往。儿童缺乏正常交往的另一个后果是根本不懂行为规则：一方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另一方面，对事物的变化具有强烈的抵触。

③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传统监狱中，对犯人最严厉的惩罚是关禁闭。在大多数军队中，对军士最严厉的惩罚也是关禁闭。《日内瓦公约》也承认，30天以上的单独监禁是一种残忍的折磨。

④人类的群集是必须的，所以强制性隔离便是惩罚，自愿性隔离便是不正常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某人常常不加入群体活动，我们会用“离群索居”来形容他。“人非孤岛”，说的便是人类社会的群集性，我们认为，没有人可以像孤岛一样与世隔绝而正常地生活。

⑤人不仅不能与世隔绝地生活，甚至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群体，也会觉得特别难受。【A】

⑥对于人类的群集性，社会学家有一个简洁的解释。社会学家认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有两种基本需要：一种被称之为工具需要，另一种被称之为情感需要。

⑦从人的社会化进程我们知道，人是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生存和成长的。依靠群体帮助以达成某种具体目标的需要就是工具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人不具有工具需要。儿童需要人帮助才能够饮食、站立、行走，学生需要老师的帮助以学习知识，成年人需要人帮助做出某种决策，老年人需要人帮助以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中国有一句俗语，“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人帮”，没有人是不需要其他人帮助而无所不能的。

⑧有时候，人们并不一定需要物质帮助，却需要情感上的支持，让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读者可以把书放下，静心地想想：我们为什么需要朋友？难道只是出于工具性考虑？为什么烦的时候想找朋友，高兴的时候也想找朋友？遇到不同的难题还倾向于找不同的朋友？为什么不去和一堆陌生人一起聊？这就是情感需要。找了朋友，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与帮助，也就满足了。而且不同的朋友能够满足不同的情感需要。

⑨对两种需要的满足不只限于朋友、家人，在需要满足方面，正式组织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举一个例子，群体性竞技活动、群体性游乐活动，都是正式组织的活动，不仅满足人们工具的需求，如赢得比赛、娱乐身心，而且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如情感宣泄和表达。【B】

⑩对人的需要进行工具和情感区分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上，在某些时候两者很难区分。举例来说，朋友之间的帮助常常是两种需求满足同时发生，同事之间的帮助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工具需求的满足。那么，同事和朋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回答什么是人类社会的群体开始。

电影《甲方乙方》里有一个电影明星唐丽君。她厌倦了人潮如涌，厌倦了明星生活，希望过普通人的生活。在“好梦一日游”公司宣布中止唐丽君的一切演出活动和社交活动以后，她真的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可不久，她就耐不住寂寞了，让经纪人到处打电话，希望参加那些她从前根本就瞧不上的活动，免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