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期发布的中国工程院某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指出，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影响到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目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是长期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我国耕地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超过限量标准的重金属如镉、砷等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耕地中，并随水分下渗或在雨水冲刷下随水土流失扩散到周边，造成地下水或地表水污染。还有的随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转移到农产品中，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威胁到粮食卫生品质。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隐蔽性。

近年来，我国在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度污染耕地上，采用种植结构调整或替代种植方式；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耕地上，施用可降低重金属活性的药剂。这些治理措施消减了粮食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风险。但药剂只是暂时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要维系成效，需要持续不断地施用药剂，不仅治理时间长，投入资金大，还难以确保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不造成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才能有效消除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上的隐患。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耕地土壤亚金属清除技术，是利用能够从土壤中大量吸收重金属并将其富集于植物地上部分的特殊植物，通过收割植物的地上部分逐年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这种能够吸收、富集并对重金属具有较强忍耐力的植物，被称为超富集植物。这种技术也称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不破坏土壤和河流生态环境、不引起二次污染等优点。

幸运的是，经过2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净化砷镉污染农田的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储备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应用示范效果。在广西河池环江县，上万亩重污染耕地土壤，采用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桑树等）间作的耕地净化技术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地方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农民主动参与”的环江农田土壤修复工程，在改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为环江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可以彻底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在植物萃取技术的工程实践方面已有良好的储备，但在推广应用层面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于末端治理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净化耕地为目标的植物修复技术所需启动投资相对较多。虽然前期投入相对较多，但从运行的第二年开始，植物修复技术的后续运行维护费用即可显著降低。很多情况下，在开展植物萃取修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间套作方式与当地的种植业有机结合，既保障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农户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植物修复技术的总成本要远远低于安全利用技术的总成本。

土壤生态关系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耕地污染涉及公众利益和粮食卫生品质，严重制约受污染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势必给民众身体健康和家庭收入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耕地污染对粮食产量和卫生品质的威胁。

如何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将污染耕地修复纳入生态建设长远规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污染耕地开展长期修复治理工作。二是加强配套政策扶持，如通过国家专项基金，对以净化为目标的耕地修复工作给予启动资金和相关政策支持，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三是加大科普和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国家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的政策规定和实践成果，不断强化各级党政干部和民众的科技与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解决耕地污染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陈同斌 雷梅《从源头上消除土壤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材料二:

让中国人改变餐桌文化并不容易。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所有大事都在盛宴之后决定。即使是平常日子，餐桌上也很丰富。于是，很多时候饭菜吃不完，都被扔掉了。

中国平均每年浪费1800万吨食物，相当于3000万人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国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烹饪是中国主要文化传统之一。中国有多个菜系，如鲁菜、川菜、粤菜、浙菜等。其食谱、食材、酱料和口味各有不同。中国人请客习惯点“一桌子菜”，菜是大家一起吃的，只有米饭是各人吃各人的。而且点菜的人通常都有这种想法：多点一些菜，每个菜浅尝辄止。如果客人吃不好，这对主人来说很没面子。餐桌上不能只剩下空盘子，倘若每盘莱都吃光了。就意味着客人们还没吃饱。结果，很多菜被剩下，然后丢到垃圾桶。

餐桌上铺张浪费是很多中国人好面子、摆阔气的下意识之举，要遏制起来并不容易。为了树立节约粮食的好风气，耐心的教育熏陶比干巴巴的禁令更有效。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中国大力倡导珍惜粮食好风气》）

材料一：

2020年10月，深圳市政府联合央行开展数字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红包试点，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出资1000万元，面向5万名市民发放数字人民币。截至10月18日24时，有4.76万人领取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业务量达6万多笔，支付金额876.42万元。继深圳多个用户和多家商户"尝鲜"后，未来，数字人民币无疑将在更大范围内走进人们生活。

据使用数字货币的消费者透露，使用数字货币支付消费与使用支付宝、微信差不多，只需在手机屏幕上把支付二维码展示给商家，用专门的POS机扫一下就能付款，非常快速便捷。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可通过手机中的近场通信功能，用户在网络离线状态下，也能让手机与POS机实现正常交易。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36%以上，数字货币推出的时机基本成熟，全面推广数字货币将大大提速我国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货币红包在深圳的成功试水，证明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推出数字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条件和用户认知基础。

数字人民币并不会形成对纸钞和硬币的替代，后者仍将正常使用。专家表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根据老百姓的需要来使用。市场上讨论更多的是数字人民币与微信、支付宝的区别，两者根本不是同一个维度上的东西。微信、支付宝是"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里面装的"钱"。未来微信、支付宝里面用来支付的内容会增加数字人民币的选项。

市场上对于数字货币账户是否和手机号绑定普遍存在误解。专家称，数字货币账户并不是和手机号绑定，只是利用手机号进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开立。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没有办法发回验证码，但这是用作认证的必要信息，并不是和手机号进行绑定的概念。

我国数字货币的全面推出还需解决以下主要问题：一是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让我国的主权数字货币具有进一步推广的法理基础。二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基础还要进一步加速。三是我国相关的实体产业数字化要跟上数字货币推进的速度，从而更好发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四要夯实金融安全网的建设，确保金融体系安全运行，真正能够让公众放心使用数字货币。

（摘编自温源《数字货币如何影响百姓生活》）

材料二：

随着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推进，数字货币将在支付体系运行效率、普惠服务、安全保障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发行数字货币能够直接降低货币的印制发行流通成本。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纸币还是硬币，发行环节的印制和防伪技术都需要花费较高成本。在流通环节，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现金运输、储存、安保等成本，普通消费者使用现金也需要依赖于金融机构实体网，点或自助设备提供的服务，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穴数字货币替代传统现金形式进入流通，能够大大节省这些方面的成本。同时，由于数字货币的信息流和资金流高度统一，发行方能够直接、实时地获取交易信息，可以省去后台清算、结算、对账等众多环节，达到点对点支付即结算的效果，从而大大提高支付效率。

数字货币的一些特性，使其在普惠服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使用数字货币完成支付，能够突破空间、设施甚至银行账户的限制。传统支付方式下，拥有银行账户是个人实现包括支付在内的各类金融交易的基础条件，而开立银行账户仍然受实体银行网点分布的约束，对偏远地区、行动不便的人群都存在困难。用户在使用数字货币时，并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即可进行支付转账。这能使金融服务效率提升。数字货币支付便捷，低成，本的特征，不仅能，有效拉近普通百姓与数字化金融服务的距离，还有助于缩小传统金融环境下的区域金融发展差距。

数字货币采用数字加密等技术手段，在防复制、防伪造方面优于纸币、硬币等传统货币形式。由于交易信息由发行方直接获取和存储，也减少了商业银行等机构层面存储的数据遭受恶意攻击或被内部人员非法篡改的风险，从而提高金融安全性。使用数字货币还能够实现可控匿名，只要发行方的隐私保护技术达，到确保用户数据安全的水平，即使交易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也不会出现隐私信息从商业银行等机构的系统泄露的问题。但同时，由央行集中掌握的交易信息，提高查处和遏制洗钱等非法活动的能力和效率，为经济金融总体安全作出贡献。

当然，数字货币发展，还应关注和解决好一些问题。一是数字鸿沟问题。各类数字化的服务普遍依赖智能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对于因缺少设备或不能有效理解掌握数字货币使用方式的人群，必须保证其继续使用传统支付方式的权利，保障各类人群享有所需的金融服务。比如，高龄老人、低收入群体等，他们或者是缺少智能设备，或者是难以掌握使用方法等，与数字经济存在一定鸿沟，对他们就不能作强制要求。二是数字货币与现有电子支付、移动支付体系的衔接问题。当前我国移动支付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优势，从全社会负担的成本考虑，要做好衔接融合，保护并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摘编自王元、盛雯雯《数字货币助力支付体系高效运行》）

材料一：

①与许多学科相似，中国考古学理论是立体的结构，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组成。这三个部分各自功能不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决定学科理论高度的既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应用理论，而是前沿理论。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前沿性课题出前沿理论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考古率先在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文明论成为前沿理论的第一个代表。

②四十多年前，苏秉琦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精神鼓舞下，创造性地建立“满天星斗”的文明理论，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更是世界考古东方大国崛起的标志。按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学派的论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间是中国考古充分发育的阶段。此后，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遗址显然都与“满大星斗”文明理论息息相关，甚至是其催生的结果。可见，前沿理论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舍此便不会有考古硕果的精彩纷呈和目不暇接，考古学将不仅失去高度甚至失去哲学意境，而只剩坛坛罐罐。

③时光荏苒，又过去四十年。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热情拥抱世界，使得中国考古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依然是前沿理论的突破创新。在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等前沿课题方面，中国的理论贡献绝不可等闲视之。文明起源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次重大考古发现都能够激励中华文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鼓舞人心。

④丰富前沿理论的工作任重道远。近年的考古发现引人关注，提出一些新的线索。比如：红山古国诞生于农耕与渔猎经济的结合部，河洛古国建立在仰韶晚期中原与大汶口文化的结合部，良渚古国创立于“南稻北粟”的结合部，陶寺邦国出现在华夏与戎狄的结合部，石峁邦国兴衰于农耕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古蜀王国屹立在长江与黄河的结合部。那么，这些不同的结合部建立的文明灯塔是通过何种途径联系起来的呢？是哪种机制将其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呢？这就是礼制，早期中国的古礼制度。“文明起兮兆东方。古礼万年始辉煌。”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古礼有基因才强大，这是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是中华文明内源性动力之所在。深刻认识与精准解读它，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类型多样性入手，从结合部的重大考古发现入手。从特色的古礼制度入手，稳稳扣住中华文明的命脉，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让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走出中国学派的精气神。

⑤中国考古将迎来下一个百年发展的重大机遇。科学认识理论层次，正确估计发展水平夯实基础理论，发展应用理论，丰富前沿理论，为学科健康发展积累经验，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的历史责任。

（摘编自卜工《中国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中国气派》）

材料二：

①作为中国现代专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个基于考古物证、却又极具思想品格的“满天星斗”说。这一理论以更为实证、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为中国古代王权的形成与文化特质的起源打开了新的局面。

②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甘肃陕西西部的大地湾文化、浙江余姚一带的河姆渡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等等。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因此这一时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满天星斗”的时代。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

（摘编自赵汀阳《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

材料一

植物考古为何属于考古学？这是由它的研究目的决定的。界定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属性首先要考虑其研究目的，植物考古的研究目的是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

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不仅是植物考古的最终研究目标，也是现代考古学的研究目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古代文化的时空框架。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了“新考古学”运动。随着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一些欧美考古学者开始不满足局限于如此具体的考古学研究目标，提出应该进一步探讨古代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例如古人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如何生产劳作，如何相互交往，如何适应和认知自然界，等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另外，他们还提出在考古学文化谱系建立之后应该进一步探索这些相互衔接的考古学文化是如何发生演变的，为何要发生变化，即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所以“新考古学”运动后来也被称作“过程考古学”。经过数十年的激烈争辩和实践检验，这些新观点逐渐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并最终成了现今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既然植物考古也是将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的终极目标，当然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

植物考古和其他考古分支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对象。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植物遗存。所谓直接相关就是指那些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包括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工具、用具等；所谓间接相关是指那些虽然对人类没有利用价值，却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植物，比如依附在人工环境的各种杂草。而植物是有机物质，长期埋藏于土壤中会腐朽消失，这是植物遗存与其他文化遗物的不同之处，所以不是所有与古代人类生活相关的植物都能长期保存在文化堆积中，并最终成为植物遗存被考古学者发现。有幸能够长期埋藏在考古遗址文化堆积中的植物遗存分为植物大遗存和植物微小遗存。植物大遗存分为三个类别：炭化植物遗存、特殊保存条件下的非炭化植物遗存、木材碎块和炭化末屑。植物微小遗存也分为三个类别，即孢粉、植硅体和淀粉粒。

（摘编自赵志军《植物考古概述》）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学术的大讨论。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浮选法应运而生。浮选法的诞生，被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皮特·温斯顿誉为“考古发掘技术中的一场革命”。首次使用浮选法的是美国考古学者斯特鲁弗。当时虽然设施简单，其主持的“伊利诺斯河下游考古项目”也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浮选法突破了传统挖掘技术的瓶颈，在当时如同打开了阿里巴巴宝库，使考古学呈现出一派前途无量的光景。

（节选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

植物作为有机物质，长期埋藏于土壤中会逐渐腐朽消失。一般而言，除了某些特殊的埋藏环境，如极干燥地区或长期被水浸泡的地点外，植物遗骸之所以能够在考古遗址中长期保存，主要是因为在埋藏前经过了火的烤烧而变成了不易腐朽的炭化物质。炭化物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土壤中的酸、碱、微生物等因素均不会对其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不论遗址的埋藏环境如何，总会有一部分炭化植物遗存被保存在文化堆积中，换句话说，一般的考古遗址中或多或少都应该埋藏有炭化植物遗骸。但是，与考古遗址出土的其他遗物相比，植物遗骸的体积一般较小，如大多数植物种籽的尺寸都是以毫米计算，因此埋藏在土壤中的炭化植物遗骸很难用肉眼发现。另外，炭化植物遗骸的物理性质十分脆弱，尤其是在潮湿的情况下，轻微的碰撞或挤压就有可能造成炭化植物遗骸的破碎，因此在发掘过程中即便发现了炭化植物遗骸，使用常规的发掘工具也很难将其从土壤中完整地剔取出来。

浮选法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如何通过考古发掘获取炭化植物遗存这一考古学难题。浮选法的原理实际很简单，炭化植物遗骸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土壤放入水中便可使植物遗存脱离土壤浮出水面进而提取之，当然，在具体实施中还需要特定的设备和一定的操作规程。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有些考古工作者所采用的方法是将土样直接放入筛子内，然后再将筛子放入水中把土滤净，从而提取植物遗存，这种方法不是浮选法，应该被称作水筛法。浮选法的关键在于“浮”，而水筛法的关键是在“筛”，其原理是基于土壤颗粒与植物遗骸在体积上的区别。使用水筛法有很多不利因素，首先是在选择筛网孔径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筛网的孔径不能太大，否则细小的植物遗骸也会随水流失，但孔径也不能过小，否则很难将土漂洗净。再则，为了将土漂洗净，在操作过程中必需要在水中用力摆动筛子或靠强力水压从上而下冲刷，这样很容易损伤脆弱的炭化植物遗骸。还有，由于水筛法是靠体积的大小分离植物遗骸与土壤颗粒，那些大于筛网孔径的土壤颗粒必然混杂在提取结果中，给后期实验室的分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采用浮选法来获取植物遗存。

考古遗址中埋藏的植物遗存是认识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资料，而浮选法是发现和获得植物遗存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应该把运用浮选法获取植物遗存列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节选自赵志军《浮选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非音”是非遗音乐的简称，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足迹和文化记忆，是我国民间文化的宝贵财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特色鲜明、韵味绵长、生动感人的殷红血液。

截至2018年6月，中国已经有39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在这些光耀千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13个音乐类项目格外引人瞩目。它们是中国最原始的音乐生态，是抒发百姓情感、记录日常生活、彰显民族情怀的艺术形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宫殿中的珍品。

非遗音乐博大精深，有的讲究咬字吐词，有的追求曲调高亢粗犷、节奏自由奔放，其不仅保留了大江南北的方言古语、长城内外的古风遗韵，还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以昆曲、京剧、川剧、秦腔、豫剧等众多戏曲剧种的曲牌声腔为标志的戏曲音乐，是“非音”长河中动人心魄的波涛；无论是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白山黑水间的“月牙五更”、江南水乡的“茉莉花”，还是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以及云南、贵州等地的民族特色音乐，都是“非音”长河中光彩夺目的浪花。

而源于非遗音乐及传统音乐并结合当代国际音乐语汇发展而来的世界音乐，无疑是中国非遗音乐、传统音乐走向新时代，走向国际，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向往和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以非遗音乐为基因的世界音乐，不仅是创新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还是世界各民族间对话的连接纽带。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非遗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审美精神、民族音乐的审美特征的重要使命。中国非遗音乐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与灵感，在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其与世界各民族音乐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脉，为人类的音乐宝库留下中国音符，唱响中国乐章。

（摘编自宋官林、刘冠廷《“非音未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脉》）

材料二：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非常丰富，这些音乐不仅蕴含着极高的音乐艺术价值，也体现出我国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的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我国非遗音乐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大多维持着一定的传承模式，如民族音乐会、山歌对唱、传统庆典活动以及音乐表演节目都是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使一些古老的音乐传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音乐传承活动也更多地趋向于形式化，没能真正注重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甚至一些经典的传承方式逐渐被其他活动取代。如常出现在男女交往当中的山歌对唱，随着聊天软件的发展，也变得非常少见了。

民族民间音乐是我国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我国当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来讲，缺乏实际行动的支撑，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所起到的保护和传承作用并不大。为此，我国相关部门务必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从国家层面来为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提供有效保护。在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工作人员首先应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性质进行分析，并根据区域文化的不同，分别制定不同的保护和传承方式，进而让我国各区域的民族民间音乐都能得到延续和发展。

由于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音乐的传承之路越来越狭窄。为了让民族民间音乐得到更好的传承，开通更多的传承渠道是非常有效的，如我国可以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音乐融入当前的教育体系当中，让我国青少年从小学习这些音乐文化，从而使民族民间音乐得到更有效的传承。

要想让民族民间音乐能在新时代得到充分的延续，仅依靠强制性的保护手段和传承意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民族民间音乐和我国人民的现代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我国国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才能使民族民间音乐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让国民更主动地对其进行传承。此外，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人也应努力将民族民间音乐和一些潮流音乐进行结合，创作出更具有艺术价值的音乐，进而让民族民间音乐对现代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为民族民间音乐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不仅能让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的音乐文化有更好的区分，也能使民族民间音乐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民族民间音乐进行系统化的传承。

在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很多宝贵的音乐文化正在不断流失，为了确保对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进行更好的传承，我国国民必须要养成相应的传承意识，在相关传承机制的协助下，使音乐文化在时代发展中得到延续，并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文化价值。

（摘编自贾婷《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民族民间音乐传承研究》）

冠状病毒为不分节段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属于巢病毒目、冠状病毒科、正冠状病毒亚科。冠状病毒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1937年首次从家禽体内分离，最早在人体内发现是在1965年。在电子显微镜下，这类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整个病毒颗粒就像一顶中世纪欧洲帝王的皇冠，因此被命名为“冠状病毒”。

在自然界中，冠状病毒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必须依赖宿主细胞才能繁衍。冠状病毒的宿主除人类以外，还可感染猪、牛、猫、犬、貂、骆驼、蝙蝠、老鼠、刺猬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一些冠状病毒感染后可造成人畜共患病。

那冠状病毒是如何进入宿主细胞的呢?它们首先要附着在宿主细胞表面的受体分子上。冠状病毒粒子外包着囊膜，膜表面分别有刺突糖蛋白、小包膜糖蛋白和膜糖蛋白等3种蛋白。刺突糖蛋白，也就是上文提及的“皇冠”的突起，是冠状病毒感染性和致病性的关键。由刺突糖蛋白组成的刺突来识别和结合位于宿主细胞表面上的受体，就像“钥匙”和“门”的关系一样，一旦把宿主细胞的大门打开，细胞便对病毒毫无戒心。

SARS是21世纪初暴发的一种致死性呼吸道传染病，属于冠状病毒科的β冠状病毒属，具有起病急、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等特征。SARS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染源是SARS患者。呼吸道分泌物中的病毒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给与患者密切接触的人群，也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到环境中。经过科学家们十余年的探寻，蝙蝠已被证实为SARS病毒的源头，是背后真正的自然宿主，而果子狸只是将病毒从自然宿主传播到人的中间宿主。

SARS暴发十年后，另一种新发现的与人类疾病有关的冠状病毒，即MERS在中东出现，这种病毒与SARS病毒类似，感染人后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疾病。MERS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同为β冠状病毒属的成员，但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亚类。同SARS相比，MERS的持续人际传播能力较弱，鲜少出现类似SARS的超级传播事件，绝大部分病例都发生在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MERS也是一种由动物传播给人的新发传染病。经感染实验证实，骆驼与人MERS冠状病毒具有高度的同源性、相同的细胞嗜性及复制水平，揭示了单峰骆驼是MERS的直接来源。而在对MERS冠状病毒的溯源过程中，目前已有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其可能也由蝙蝠冠状病毒进化而来。

从冠状病毒科的构成就能看出，自然界中还存在许多其他不会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2016年广东清远一猪场暴发仔猪致死性疾病，发病仔猪表现为严重急性腹泻、呕吐、体重迅速下降，5日龄以下的仔猪死亡率高达90%。经研究，该疾病的病原也是一种冠状病毒，被命名SADS冠状病毒。

(摘编自张晗、胡犇《冠状病毒“这一家子”都是怎么回事》)

2019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nCoV。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后症状因病毒而异，常见体征有呼吸道症状、发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在较严重病例中，感染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

摘编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常见问题》)

作为携带有多种致命病毒的原始宿主，蝙蝠是如何确保自己安然无恙的呢?

有人认为是蝙蝠较高的体温有效抑制了病毒的活性。的确，蝙蝠在飞行时代谢水平很高，消耗的能量是其他同体型哺乳动物的3倍。受此影响，其体温在飞行时也会急剧升高。长期的进化使蝙蝠耐受的体温变化范围很大(-7.5℃——48.5℃)。较高的体温抑制了病毒的活性，甚至能杀死病毒。

但较高的体温并不是蝙蝠能携带多种致命病毒却能安然无恙的唯一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蝙蝠活动的时间可能仅占其生命的1/15-1/20，其余的时间都在睡眠。睡眠状态下的蝙蝠代谢水平较低、体温也并不高，但是蝙蝠依旧可以保持健康。蝙蝠应该还有其他“高招”对付病毒。

在高等生物中，遗传物质DNA通常被局限在细胞核和线粒体中。而在细胞质中发现的任何DNA，要么源自受损的细胞核或线粒体，要么源自入侵的细菌或DNA病毒。这就意味着一旦细胞质中存在DNA，机体就要启动“防御措施”了。机体中响应这一信号的物质是“干扰素刺激蛋白(STING)”。一旦在细胞质中“发现”DNA， STING会立即触发合成干扰素，进而启动免疫反应清除病毒。

然而，免疫系统过度被激活则会造成新的问题，很多病毒之所以对人类产生致命影响，是因为感染引发了过激的干扰素和炎症因子反应。这种免疫系统过度被激活被称为“炎症因子风暴”。“炎症因子风暴”可能导致器官功能衰竭，最终威胁生命。

蝙蝠飞行伴随消耗大量能量，其间会有线粒体中的DNA作为副产物释放到细胞质中。如果像人类一样启动过激的免疲反应，则飞行对于蝙蝠而言无异于自杀。但研究发现，蝙蝠的STING基因序列存在突变，使得其促进干扰素生成的作用被大幅降低。因此无论是线粒体受损还是病毒入侵，蝙蟠都不会出现过激的免疫反应，一切依然“井然有序”。

此外，蝙蝠还能有效避免对抗病毒的过程对机体造成过大损伤。蝙蟠的免疫系统快速响应病原体入侵的同时，会释放抑炎因子，这能有效控制过激炎症反应。实验表明，人、小鼠、和蝙蝠同样受到甲型流感病毒、MERS病毒的感染时，蝙蝠的炎症明显更为轻微。有研究者称：“蝙蝠最擅长解决它们不断发炎的问题。”

对于人类而言，身体往往是感觉到病毒入侵后才合成干扰素，免疫系统也随之进入活跃状态。一旦病毒趁着免疫系统尚未完全激活就“大举入侵”，很可能导致病情的急剧恶化，甚至致命。而蝙蝠的体内始终存在干扰素，其免疫系统是一直处于活跃状态的。 STING的变异只是避免蝙蝠体内生成过多干扰素，防止过激免疫反应。

(摘编自李宁、晏志鹏《蝙蝠携带这么多致命病毒，为什么自己没事?》)

材料一：

翻开《辞海》《辞源》或任何一本工具书，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还有词可用，有话可说，而且可以指望说得漂亮些，丰富些，滑头些，是因为古代有一批热情的语言创造者，确切地说是词汇创造者。中国若没有苏东坡，我们不仅在引经据典方面会有所缺失，民族语言宝库也会失落大量极富意味的词。孔子虽然强调“述而不作”，但一部《论语》，撇开别的巨大历史功绩不谈，单单从丰富民族词汇这方面考察，已当得起功德无量。说到“巧言令色”“和为贵”“温故知新”“尽善尽美”“惠而不费”诸词，即使冒昧从经济角度考察，我们也可说其中每个词都价值连城。

可见，仓颉造字，文人造词，乃是最天经地义之事。

今天的情况则令人沮丧，虽然语言始终在更新创造过程之中，不舍昼夜，但真正由当代文学家自铸的新词伟词，则少而又少。似乎所有的文学家都一致公认：创造语言的使命已经终结，剩下的只是如何运用已有的语言了。实际上，一次也写不出新词丽句、从来也不曾为祖国语言的丰富有过“美芹之献”的作家，绝对难称一流。

语言不是时装，见别人穿上去漂亮得体，就误以为自己只要依样画葫芦也能收到“漂亮得体”之效，这实在是外行之见。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大师拈出的“陌生化原则”虽不足以解释文学杰作的产生机制，但至少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够格。沈从文先生1934年1月在致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提到一张有趣的帖子，我也一字不改地抄录如下：

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日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食言。谨白。

沈先生随即感慨道：“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沈先生凭什么下此断语呢？

不必说，就因为这家伙用词大胆，出语奇崛。单单那个“枚”字，就够出奇了。

其实，自铸新词与祖国语言是否丰富并无必然关系，即使所欲表达的喜怒哀乐，现有词汇已足够对付，作家仍有义务求新求变，如果他不满足于仅仅表达一下的话。何况，想到古人已经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或生动或可爱或有力的词汇，作为今人就更没有理由不思进取，更不该躺在先人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只有在我们的时代同样创造出大量美妙新词，造福后代，才更能无愧于曾经铸词遗赠吾辈的先人。

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中国为数寥寥的那几位称得上大师的文学家，大抵都有此抱负。钱锺书无疑是此中的大行家，少年鲁迅即有“酸风戛窗”的奇句，林语堂单单译出一个“幽默”来，已足可使吾辈至今齿颊生香。当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我激赏的台湾余光中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所获极丰，且非常感人。余光中某天曾在日记里如此放言：“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活更新。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欣然被认做她的孩子。”显然，余光中这么夸口不仅是因为他曾写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句子：“依次是惊红骇黄怅青惘绿和深不可测的诡蓝渐渐沉溺于苍黛”，更主要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念：“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须有他自己专用字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

（摘编自周泽雄《谁在自铸新词》）

材料二：

收录“初心”“点赞”等词汇，“萌”增加“稚嫩而惹人喜爱”的意思，为了医学术语“卒中”的读音，“卒cù”下增补复音词“卒中”；文字有了声音、笔画有了动态……记者从10日在京举行的《新华字典》新版首发暨商务印书馆文教读书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新推出的《新华字典》第12版在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跟进社会发展，更加适合新时代读者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表示，《新华字典》第12版于2013年筹备修订，2015年正式启动并逐步实施。此次修订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一是根据国家规范和教学需求，增补字头；二是跟进时代，适量增补新词；三是与时俱进，完善字词释义；四是满足需求，增补实用字音；五是体现规范实用，完善《部首检字表》；六是依据权威资料，更新附录信息；七是正文每页附二维码，借助纸书十二维码的形式，实现了媒体融合的二次升级，可以看听结合。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表示，《新华字典》已延递12个版次，及时反映了社会变迁与进步。商务印书馆以《新华字典》新版首发为序幕，启动“新华绽放－商务印书馆文教读书月”活动，将推出“涵芬大讲堂”“2020阅读行动论坛”“文教类图书新书发布会”“家庭书架推荐”等系列活动，向读者推荐经典名著和精品好书，助力全民阅读。

（摘编自《“初心”“点赞”“二维码”等被收入新版＜新华字典＞》，2020年8月10日“新华网”）

【材料一】

我国饮食方式最早的雏形是分餐制。早在中国上古时代，商周秦汉时期，无论从壁画还是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古代人讲究分餐的排场。据史料记载，商周时期国人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为人偏好养门客，在宴请一位新投奔的侠士时，由于侍从不小心用身体挡住了烛光，这个侠士认为孟尝君的食物与自己的食物不一样，感觉受到冷遇的侠士欲离席而去。而孟尝君叫住他并给他看了自己的食物，侠士才恍然大悟，原来吃的东西都一样。                   。

在古代出现这种用餐制度，与严苛的封建礼仪和阶级制度有一定关系。封建王朝君臣宴乐之时，按照不同等级、身份配置不同的餐具以及餐食。而且，不同等级或身份的人不能同桌共食，分餐制就是在这种前提下衍生的。先秦时期，儒家提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由儒家学派提出的“礼仪”以及“长幼尊卑”观念，对分餐制有重要影响。

到了唐宋之后，突然之间，“吃饭”变成一件更加热闹的事，“以礼而食”逐渐被共同用餐的文化取代。

唐代时期，由于国力强盛，附属国非常多，这就为唐朝的多民族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多民族交流之中，饮食礼仪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条件有限，所以基本上采用合餐制，而这种用餐文化或者习俗也传入了唐朝。但这种合餐制的风俗仅限于普通人家，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或者王公贵族，依然实行分餐制。

追根溯源，合餐制真正发展起来是在宋代。从分餐到合餐的转变，与人口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和饮食的丰富性都息息相关。中国人口在宋代大幅度增长，从3000万翻了两番首次破亿。在宋代，粮产量稳定而充足，主粮仍为粟、麦、稻，南方食稻，北方多食麦。宋代北方小麦生产消费远超小米，以小麦为特征的中国面食体系基本成形，以馒头、包子、饺子、面条、饼为代表的五大品类传承至今。从宋代的食谱史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烹饪技法变化多端，现代烹饪的不少用语从宋代开始出现。现在中国人烹饪中最常见的炒，其大肆兴盛也始于宋代。

分餐制虽然卫生，但主要显示了等级差别，地位越高者食案上饭菜数量越多。随着技术进步、生活的丰富性以及观念的转变，加之宋代家具也一变为高桌大椅，成为百姓家中的必备用品，大家围坐一桌，气氛更加温暖，而且可供选择的菜品逐渐增多，这些都促成了共器共餐的合食制成为宋代主流饮食方式，延续至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合餐制代替分餐制也是民俗文化发展的一种表现。

自宋代以来，饮食逐渐成为情感交融和人情交际的方式。到了明清时期，分餐制依然长存于宫廷之中，皇帝所举办的许多筵席上，虽然食物菜品远较秦汉丰富，但形式上还是分人分桌分盘食之。据《明史》等记录，明朝宣德年间，宫廷依然采用分餐制，并且认为分餐制可以让宴席更加有秩序，同时体现了皇帝与臣子们的尊卑地位。但在宫廷筵席之外，合餐制已经广为盛行，诸多关于明清的绘画作品与史料记载，都反映此时大小官员、老百姓围着桌子吃菜喝酒的情景，与今日国人的合餐情形基本相同。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分餐制所表现的尊卑关系越来越淡化。中国的饮食文化发展至今，形成一种以合餐制为主流、兼容分餐制的包容文化。在当今新冠疫情蔓延肆虐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我们的饮食习俗，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选自彭薇《分餐与合餐，饮食文化这样演变》，2020年3月9日《解放日报》）

【材料二】

在一个盘子里共餐的会食方式，虽然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分餐制的历史反倒比它更古老:分餐制在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3000千年。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发明。考古已经发掘到公元前2500年时的木案实物。我们更可以由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和绘画资料，看到古代分餐制的真实场景。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却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

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这种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食案是礼制化的分餐制的产物。当然最初的分餐制，与后来等级制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分餐制有本质区别，但在渊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难将它们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随着饮食礼仪的逐渐形成，正式的进餐场合不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摆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现了。

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而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是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段过渡时期。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津液交流的事实。这种以会食为名、分餐为实的饮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

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就透露出了有关的信息。这幅长卷中，绘有韩熙载及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8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在会食出现后它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在传世宋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餐馆里摆放的都是大桌高椅；宋代墓葬的一些壁画上，也有不少夫妇同桌共饮的场景。

（摘编自王仁湘《分餐制在古代中国至少流行了三千年》2020年4.18《光明日报》）

材料一：

电影《少年的你》热映，引发了观众关于原著小说抄袭与否的热烈讨论，“融梗”一词也随之进入大众视野。所谓“融梗”，通常是指网络文学创作过程中汇集各方创意，在作品人物设定、故事套路等方面借用他人智力成果的行为。有的创作者倾向于用“借鉴”来解释这种行为，有的批评者则指责其实质为抄袭。“融梗”究竟是不是抄袭？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惩戒？这些疑问集中凸显网络文学生产传播过程中有关原创与模仿的界定难题。

“原创”是著作权制度的核心概念，和这一概念相连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形象：基于灵感和生命体验，从无到有地进行创作，通过消耗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独一无二的精神产品。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作家”和“原创”的认识，在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类型文学写作时受到挑战。网络文学生产从发展之初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借用，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法律保护不够到位，在更深层面上是与网络类型文学生产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类型的决定作用。类型套路是网络文学的典型特征，包括穿越、玄幻、修仙在内的几十种大类型，不计其数的小类型，是网络文学20年发展的重要收获。类型绝大多数并非由单个作者独立创造，而是由初始设定出发，经由大量写作者前后相继，才得以陆续展开。再如，读者前所未有的参与性。网络作家的工作通常不再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而是归属于一个复杂的交流网络。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大量互动，读者反馈至关重要，读者对创作的参与性也大大增强，作者和读者共同汇聚创意，实现类型的创造、更新和进化。在这样一种创作机制之下，“套路”和“梗”的反复使用常难以避免。

对于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创作，“融梗”只是关于写作资源使用的经验式描述，本身并不具备道德或法律上的贬义，但这不意味着，抄袭是可以容忍的。《少年的你》和其他网络文学影视改编作品所引发的抄袭与否的讨论，恰恰提醒我们，网络文学绝不是著作权的法外之地，必须找到一条既能保护写作者合法权益又能保持网络文学创作活力的道路。

（摘编自储卉娟《网络文学：既要秩序也要活力》）

材料二：

网络小说的类型化现象日益受到关注，人们经常把它归结为资本驱动下的商业性产物，或是通俗流行文化的一种表征，而网络小说呈现类型化形态的根本缘由、网络小说的创造性则被漠视。

类型化的网络小说，在大众读者的热情推动下不断成型，其发生发展的根本缘由在于人类对各种生命情感的内在需求。类型小说对人类的情感需求做出分门别类的回应与安置。读者缺少或向往某种情感体验，就会去欣赏能提供某种情感体验的“类型小说”或“类型电影”，在幻想中代入、融合故事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以达到心理的补偿、平衡与满足，产生愉悦感，恢复积极的心态。

有些小说类型中的情感体验似乎与快感体验相对立，比如惊悚、恐怖小说，它们通向恐惧、紧张、焦虑等情绪体验。这些负面情绪，人皆厌恶，但惊悚、恐怖小说却很流行，它不仅说明人们对每一种情感体验的顽固寻求，更能体现小说类型发生发展的原因。太平岁月，人对危险的警觉水平下降，所以会本能地从文艺作品中寻找恐怖刺激的情景，寻求紧张体验，得到生存经验的补偿，这些紧张感、焦虑感、恐惧感获得释放之后，读者会为自己现实的安全处境感到松弛愉悦，这种心理需要就刺激了相关类型小说、电影的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小说的类型不断被发明、扩展、更新，以创造人类情感体验的新天地，比如科幻、侦探、推理、悬疑等都是晚近的发明，而有数百年发展史的武侠、历史、玄幻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每种小说类型，都聚集着大量为之着迷的读者。我们必须强调，优秀的网络小说受到追捧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类型定势之后，总是呈现出的作者个人的独创性。人类对于新鲜事物的需求具有与生俱来、永难满足的本能，而情感体验的情景、方法却永远在求新求变。

玄幻小说是网络小说中成绩最为显著的部分，这种类型的兴起受到了西方玄幻小说、好莱坞电影的启示，并且在寻求“想象的本土化”这一动机支配下，链接了中国古代神话、历史文化典籍、明清小说等资源。在作者与读者求新求变的欲望推动下，玄幻小说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面貌，既有《恶魔法则》《佣兵天下》等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玄幻小说的魔法、龙、精灵、天使与魔鬼等元素，也有《盘龙》《神墓》等混合了东方神魔小说与西方玄幻小说诸种神力元素，更有《间客》打通了玄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的类型界线，另开小说类型的局面。这些小说，创造了独特的生命、社会文明与宇宙景观，具有文本价值的独一性，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

（摘编自康桥《网络小说的类型化与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