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美奉行对华接触政策，希望中方对外开放市场，但中方不断提升国家主导作用，推动军民经济和技术融合；美不寻求对华“脱钩”，但将加强出口管控，提升供应链韧性，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

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作出如下回答：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前不久，中方就扩大外资流入、稳定外商投资规模提出15条政策措施，并发布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与中国相对比，美国为了维护霸权私利，将对华贸易投资和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蓄意抹黑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滥用出口管制，胁迫盟友组建各种排华产业链、供应链。美国为了一己私利不顾黑白大放厥词使中国利益受到损害的做法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我们敦促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将拜登总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停止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停止为了一已之私利裹挟世界经济，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材料一：

人类创造了媒介，而媒介也深刻影响着人类。

算法、人工智能、大数据……随着新技术不断应用，媒介变得更加智能。在智能媒介的广泛应用下，曾经的“信息过剩”似乎变得“简约”起来：短视频客户端贴心地“猜你喜欢”资讯平台倡导“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这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个性化和效能，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发现，兴趣之外的内容都被过滤掉，同质化内容如同蚕茧，将人们围入信息的“舒适圈”，这种现象被称作“信息茧房”效应。近年来，网络文化内容越发丰富多样，为更加“高效”地传播内容，媒体平台纷纷使用指向用户偏好的推荐算法。比如，短视频、网络文学等内容平台，会根据用户浏览历史和关键词一条接一条地推送相似内容。由此，人们获取精神食粮的方式发生了新变化。起初，在信息资源相对稀缺、供不应求的时期，文化内容的摄取是“赶集”式的，寻获所需内容，要付出较高人力和物力成本。互联网诞生后，样态丰富、种类繁多的文化“超市”替代“集市”，内容选择自主性更强。如今，智能媒体“送货到家”，人们能更方便地获取精选后打包配送的系列产品，节省了于琳琅满目中搜寻特定内容所需的时间，但同时失去在货架间徜徉的快乐，也容易错过新品上架的时机。

面对所谓“信息茧房”现象，我们不必焦虑。生活在智能媒介时代，大到信息资讯，小到衣食住行，人们或多或少地被以推荐算法为代表的新技术所影响，得益于其高效与便捷的同时，也以自身的行为数据“供给”算法、助其成长。新的文化使命将由进步的工具来承载，当前媒介技术的弊端或将在媒介成长的过程中得以解决。而且，在内容市场上，除了“外卖”和“快餐”，具有较高文化品位与审美价值的优质品类依然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比如近期的电影《夺冠》、电视剧《装台》等热门作品均获得较高关注度，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在机器算法之外，尚有人际传播、传统媒介传播作为补充。

媒介“智能进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媒介智能化是必然趋势，不断成熟的智能媒介将对既有媒介功能进行补充和完善。“服务于人”一直是媒介进化的目标，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人类体验的人性化智能媒体将是大势所趋。当前，人们正在开发先进技术，探索出更高层次的应用途径，推进智能媒介不断进化。基于人因工程的分析算法，已有效应用于人机交互界面设计之中，新算法新技术将为拓宽人们文化视野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破解“信息茧房”效应，还要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教育，倡导健康有序的媒介文化。主动思索才能见微知著，广采博收才能营养均衡。在葆有技术乐观主义的同时，应重视个人媒介素养的养成，提倡人们在充分享受媒介便利的同时，养成健康的媒介使用习惯，建立健康的媒介生活方式，形成合理的“精神饮食结构”。

（摘编自刘晴《倡导健康的媒介生活方式》）

材料二：

屏幕越来越多，快速更迭，令人目不暇接，对人的自制力构成挑战，稍加放纵便会陷入无边的虚拟现实。屏媒时代，传播内容多了，信息吸收效率却低了；互动功能强了，真情流露却少了。这让屏幕成为一些社会问题、“现代病”的“背锅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屏媒时代推动人类再次“进化”：视野更大、视线更远、视角更多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屏幕背后的虚拟空间里，仅仅有着“真实的抽象”，屏幕是工具、载体，而不是实质。在充分利用屏幕便利性的同时，也要规避不利影响：既要从“我”做起，适当追求“极简主义”，不断学习恰当的运用方式，养成合理观看习惯，形成更加成熟的用屏模式；也要为他人着想，助力监管平台共同净化、精化屏幕内容，疏引优质精品，摒弃沉疴冗余，给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内容以充分展示空间。

（摘编自刘晴《“屏媒时代”更需提升媒介素养》）

材料三：

目前的媒介素养教育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的教学体系，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防沉迷知识、自护意识和能力需要得到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传播文本的碎片化、传播空间的开放性、传播思维的单向性，对于生活经验不足、文化知识储备不足、分析能力不足的青少年而言，更易产生不良影响。

青少年媒介接触频繁，但对日常信息关注种类的丰富度不足。在算法推荐机制与“信息茧房”效应下，青少年长期接受与自身兴趣相符、观点相近的信息，容易陷入圈层旋涡，具有极强的圈层意识，高筑信息壁垒，信息单一且偏激，难以形成对事物客观的思辨。

青少年对媒介依赖性强，但对信息的甄别和过滤能力不足以及上网自控能力不强。随着自媒体广泛应用，信息威胁的种类逐渐多元化。一方面，传统的信息威胁依旧存在，如暴力等不良信息的泛滥，青少年缺乏道德和法律意识，如果模糊了媒介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界限，对暴力等不良内容进行模仿，极易形成青少年违法犯罪。除此之外，谣言、假新闻等含有偏见的内容隐含着新的威胁，极易煽动青少年的情绪，可能演变为线上或线下的群体行为。

（摘编自张力、张凌然《媒介系养成为青少年教育的“必修课》）

材料一：

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可以包括一切经营着集体生活的动物，但主要是人类的集体生活，人类的社会。所以我们不妨说，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们经营共同生活的集体的学科。

“共同生活的集体”必须有一个大家都公认和公守的生活行为规范。普通就叫“规矩”。这些规矩哪儿来的呢？靠文化，靠人类社会传下来的那一套办法。许多经营集体生活的动物，它们是依靠本能来配合它们相互间的行为的。而人们却不同，主要是靠传下来的习俗，我们不是生长在自然界里，而是生长在一个文化界里。

社会是什么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临时形成的共同生活的集体，而是一个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文化的集体。它是很复杂的，它包含着满足个人生活和集体持续多方面需要的种种集体活动。这个复杂的集体活动并不都是乱七八糟的，而是一套有系统的安排。我们要去认识它，就要运用很多概念、格格、框框。我们要对它进行分析，分析其异同，把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取一个名字，形成一个概念。

社会是个集体，这个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首先是个生物的单位。个人作为一个生物的单位，它是个有生有死，有痛有痒的个体。说它是个单位，是个个体，就是指它是与别的单位分开的，互相独立的，生死不与共，痛痒不相关的。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封闭的实体。可是人们生活又需要集体，要同别人生死与共、痛痒相关。这与一群羊不一样。羊群在被狼追赶时，每只羊都自顾自地奔跑，有只羊被狼抓住，吃掉，别的羊就可以逍遥了，它们并不关心那死掉的羊。而人却不然，要共同想法对付敌人，所谓同仇敌忾。母亲爱孩子，自己不吃也要省下东西来给孩子吃。我看这里固然有一点生物基础，但主要是集体的文化教育出来的感情。这就是通过文化，使生物上断离的个体变成一个整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还要从另一方面去着。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人死光了，这个由这些人形成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只有一批人集合在一起也不成一个社会。聚集在一起的人要经营共同生活，这就需要一套互相配合行动的规定了的办法。有点像演出一台戏，光有演员还不够，演员们必须串定一套角色；生旦净丑，按照扮演的角色去演唱。社会里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对某个人是“父亲”，对某个人是“丈夫”，对某个人是“老师”等等，父亲、丈夫、老师都是身份，所有的身份综合起来成为一个社会结构。

我们一个个人就用这个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每个身份都是一套规定了的行为模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指在这个结构生活的人都得按身份办事。第一个“父”字是指个人，第二个“父”字是指身份。如果个人不按规定的模式串演这个角色，那就出现“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的状态。

在社会结构中规定的身份是一种生活的手段，是用来满足个人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的。需要在变化，手段也要随着变。这就是社会的变迁。当这一种手段不能满足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个人们的生活需要时，这些行为模式也就站不住了。当然社会变迁不是很简单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分析的过程。

社会学者为了要研究社会结构，所以常常把一套有关的社会身份，比如用来满足人们某种同一需要的身份，看成是一个体系，称它作社会制度，有如亲属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等等。这种分类各个社会学家也不一定一致的。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就是由这许多社会制度所形成的一个大体系。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意思是说：一个社会里的各种制度是互相关联的，互相起着制约和配合的作用。动一毛要牵全局。

（摘编自费孝通《社会学在讲什么》，有删改）

材料二：

为克服社会学既有范式的局限，社会学有必要走出“只见社会不见个人”的困局。尽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关注的是社会和结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研究仍会如此。如费孝通所说，这是社会科学的工具意义。但是社会科学还有一个人文意义，这便是对“人”的关注，它位于深层的意义世界。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只有工具意义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不利于一门“学”的建立，即不利于确立社会学在学科分类中的坚实地位；另一方面。即便从改变世界的工具角度来说，也不利于社会学对世界的全面理解，社会学的科学范式在增进世人对社会的理解方面依然有所局限，从而影响了社会学改变世界的力量。而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究主体世界的深层意涵，恰是社会学的独特视角，也是费孝通为我们指引的方向之一。在社会关系视角下研究人的主体问题，一方面有必要弥补以往社会学忽视人的主体问题的局限性，讨论主体适应社会乃至改造社会的过程和情态；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说明处于社会关系等各种限制中人的调整能力或失调状态。概言之，社会学应该在增进对主体的理解方面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这在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对增进文化自觉和促成文化转型的实践世界也颇具价值。

（摘编自刘亚秋《费孝通社会学思想中的主体性研究》）

材料一   孔子教育儿子伯鱼时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实际上，这是孔子依据西周以来《诗》与礼共生互动现象，对《诗》礼传家文化现象的精辟概括与科学总结。

所谓“礼者，人之所履也”（《荀子·大略》）。礼来源于俗，是俗规范化与制度化的产物。其中，礼义是礼的核心内容：“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这是因为，任何礼制如果不能表达礼义，或所表达的礼义不合时宜，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故习礼，自然是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故收录于《诗经》中的作品，不仅是言情言志的诗歌文本，更是融歌辞演唱、音乐伴奏、舞蹈搬演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是一种艺术化与仪式化完美结合的礼仪作品，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诗序》）的文化经典。故习《诗》，既是周代贵族子弟必学科目，也是周礼的核心内容。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十分重视《诗》教、礼教与乐教。乡校中主要以“六德”“六行”“六艺”为教育学生的基本内容。所谓“六德”者，即知、仁、圣、义、忠、和，以培养品德修养；所谓“六行”者，即孝、友、睦、姻、任、恤，以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所谓“六艺”者，即礼、乐、射、御、书、数，以学习文化知识。春秋后期的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教授学生，即通过学习“六艺”来实现“六德”“六行”的教育目的；其所谓君子品德，与《周礼》之“六德”“六行”是一致的，也是《诗》教之旨。

自然，这些教学内容是分时段来进行的：“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而《诗》教、礼教与乐教，具有不同的目的与功能：“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礼记·经解》）可见，《诗》教是让人温柔敦厚而不愚蠢，乐教是让人心胸宽广善良而不过分，礼教是让人恭俭庄敬而不烦琐。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足见他非常关注《诗》礼互动文化现象，将《诗》与礼、乐联系在一起。《诗》可颂可歌，是乐的重要内容，也是礼的组成部分。周代举行重大礼仪活动，鼓瑟吹笙，颂《诗》奏乐。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诗》与礼、乐，三位一体，相互为用，体现周代礼乐文明。

孔子等人之所以强调《诗》礼教化，是因为《诗》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又是礼的核心内容，三者合而为一，强调德教，注重个人修养，提倡君子品行，倡导友好往来，崇尚和谐社会。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讲礼就是讲道理，乐可调节人情，不合情合理之事，君子不为。重要礼仪场所，如果不能赋《诗》言志，行礼就会出错；行礼无乐配合，就显得呆板无味；行礼品德浅薄，就显得虚伪造作。儒家所倡导的《诗》礼教化的思想，礼乐文明的精神，被后来的家风家训所继承，成为教子传家的法宝。

（摘编自王锷《〈诗〉礼互动与诗礼传家》，有删改）

材料二   儒家认为，“乐诗”能够“治心”，也就是“乐诗”能激发道德心，而道德心是一切社会良好秩序的前提。这是因为：“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礼记·乐记》足见“乐诗”由心生，是人心的符号性外化，表征着人心的情感与意志。而“乐诗”一旦呈现出来以后，又可以作为一种外在手段，强化人们原初的情感与意志，或者是将制乐和作诗者的情感与意志推而广之，为更多的人接受，从而引导和改变更多人的情感与意志。如是，“乐诗”也就成为提高自我修养、强化自我教育、提升自我成就的重要手段，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君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摘编自朱承《乐诗之教》，有删改）

材料三   《诗经》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就《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的融合形态而言，在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为核心内容的礼仪制度规范定型化过程中，在以“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定型化过程中，诗人常常都会以歌功颂德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在“五礼”“五伦”社会化过程中，诗人往往都会以讥失匡恶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而使《诗》与“礼”融合的介质，则是“乐”。这就是《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融合的内在机制。故孔子谓“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

（摘编自王志芳《〈诗经〉与礼制秩序的重建》，有删改）

材料一:

近期发布的中国工程院某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指出，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影响到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目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是长期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我国耕地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超过限量标准的重金属如镉、砷等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耕地中，并随水分下渗或在雨水冲刷下随水土流失扩散到周边，造成地下水或地表水污染。还有的随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转移到农产品中，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威胁到粮食卫生品质。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隐蔽性。

近年来，我国在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度污染耕地上，采用种植结构调整或替代种植方式；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耕地上，施用可降低重金属活性的药剂。这些治理措施消减了粮食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风险。但药剂只是暂时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要维系成效，需要持续不断地施用药剂，不仅治理时间长，投入资金大，还难以确保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不造成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才能有效消除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上的隐患。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耕地土壤亚金属清除技术，是利用能够从土壤中大量吸收重金属并将其富集于植物地上部分的特殊植物，通过收割植物的地上部分逐年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这种能够吸收、富集并对重金属具有较强忍耐力的植物，被称为超富集植物。这种技术也称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不破坏土壤和河流生态环境、不引起二次污染等优点。

幸运的是，经过2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净化砷镉污染农田的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储备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应用示范效果。在广西河池环江县，上万亩重污染耕地土壤，采用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桑树等）间作的耕地净化技术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地方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农民主动参与”的环江农田土壤修复工程，在改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为环江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可以彻底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在植物萃取技术的工程实践方面已有良好的储备，但在推广应用层面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于末端治理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净化耕地为目标的植物修复技术所需启动投资相对较多。虽然前期投入相对较多，但从运行的第二年开始，植物修复技术的后续运行维护费用即可显著降低。很多情况下，在开展植物萃取修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间套作方式与当地的种植业有机结合，既保障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农户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植物修复技术的总成本要远远低于安全利用技术的总成本。

土壤生态关系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耕地污染涉及公众利益和粮食卫生品质，严重制约受污染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势必给民众身体健康和家庭收入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耕地污染对粮食产量和卫生品质的威胁。

如何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将污染耕地修复纳入生态建设长远规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污染耕地开展长期修复治理工作。二是加强配套政策扶持，如通过国家专项基金，对以净化为目标的耕地修复工作给予启动资金和相关政策支持，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三是加大科普和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国家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的政策规定和实践成果，不断强化各级党政干部和民众的科技与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解决耕地污染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陈同斌 雷梅《从源头上消除土壤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材料二:

让中国人改变餐桌文化并不容易。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所有大事都在盛宴之后决定。即使是平常日子，餐桌上也很丰富。于是，很多时候饭菜吃不完，都被扔掉了。

中国平均每年浪费1800万吨食物，相当于3000万人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国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烹饪是中国主要文化传统之一。中国有多个菜系，如鲁菜、川菜、粤菜、浙菜等。其食谱、食材、酱料和口味各有不同。中国人请客习惯点“一桌子菜”，菜是大家一起吃的，只有米饭是各人吃各人的。而且点菜的人通常都有这种想法：多点一些菜，每个菜浅尝辄止。如果客人吃不好，这对主人来说很没面子。餐桌上不能只剩下空盘子，倘若每盘莱都吃光了。就意味着客人们还没吃饱。结果，很多菜被剩下，然后丢到垃圾桶。

餐桌上铺张浪费是很多中国人好面子、摆阔气的下意识之举，要遏制起来并不容易。为了树立节约粮食的好风气，耐心的教育熏陶比干巴巴的禁令更有效。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中国大力倡导珍惜粮食好风气》）

材料一：

2020年10月，深圳市政府联合央行开展数字人民币（央行数字货币）红包试点，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出资1000万元，面向5万名市民发放数字人民币。截至10月18日24时，有4.76万人领取了数字人民币红包，支付业务量达6万多笔，支付金额876.42万元。继深圳多个用户和多家商户"尝鲜"后，未来，数字人民币无疑将在更大范围内走进人们生活。

据使用数字货币的消费者透露，使用数字货币支付消费与使用支付宝、微信差不多，只需在手机屏幕上把支付二维码展示给商家，用专门的POS机扫一下就能付款，非常快速便捷。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可通过手机中的近场通信功能，用户在网络离线状态下，也能让手机与POS机实现正常交易。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36%以上，数字货币推出的时机基本成熟，全面推广数字货币将大大提速我国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货币红包在深圳的成功试水，证明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具备推出数字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条件和用户认知基础。

数字人民币并不会形成对纸钞和硬币的替代，后者仍将正常使用。专家表示，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根据老百姓的需要来使用。市场上讨论更多的是数字人民币与微信、支付宝的区别，两者根本不是同一个维度上的东西。微信、支付宝是"钱包"，而数字人民币是里面装的"钱"。未来微信、支付宝里面用来支付的内容会增加数字人民币的选项。

市场上对于数字货币账户是否和手机号绑定普遍存在误解。专家称，数字货币账户并不是和手机号绑定，只是利用手机号进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开立。如果没有这个载体，没有办法发回验证码，但这是用作认证的必要信息，并不是和手机号进行绑定的概念。

我国数字货币的全面推出还需解决以下主要问题：一是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让我国的主权数字货币具有进一步推广的法理基础。二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数字化基础还要进一步加速。三是我国相关的实体产业数字化要跟上数字货币推进的速度，从而更好发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四要夯实金融安全网的建设，确保金融体系安全运行，真正能够让公众放心使用数字货币。

（摘编自温源《数字货币如何影响百姓生活》）

材料二：

随着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推进，数字货币将在支付体系运行效率、普惠服务、安全保障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发行数字货币能够直接降低货币的印制发行流通成本。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纸币还是硬币，发行环节的印制和防伪技术都需要花费较高成本。在流通环节，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现金运输、储存、安保等成本，普通消费者使用现金也需要依赖于金融机构实体网，点或自助设备提供的服务，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穴数字货币替代传统现金形式进入流通，能够大大节省这些方面的成本。同时，由于数字货币的信息流和资金流高度统一，发行方能够直接、实时地获取交易信息，可以省去后台清算、结算、对账等众多环节，达到点对点支付即结算的效果，从而大大提高支付效率。

数字货币的一些特性，使其在普惠服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使用数字货币完成支付，能够突破空间、设施甚至银行账户的限制。传统支付方式下，拥有银行账户是个人实现包括支付在内的各类金融交易的基础条件，而开立银行账户仍然受实体银行网点分布的约束，对偏远地区、行动不便的人群都存在困难。用户在使用数字货币时，并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即可进行支付转账。这能使金融服务效率提升。数字货币支付便捷，低成，本的特征，不仅能，有效拉近普通百姓与数字化金融服务的距离，还有助于缩小传统金融环境下的区域金融发展差距。

数字货币采用数字加密等技术手段，在防复制、防伪造方面优于纸币、硬币等传统货币形式。由于交易信息由发行方直接获取和存储，也减少了商业银行等机构层面存储的数据遭受恶意攻击或被内部人员非法篡改的风险，从而提高金融安全性。使用数字货币还能够实现可控匿名，只要发行方的隐私保护技术达，到确保用户数据安全的水平，即使交易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也不会出现隐私信息从商业银行等机构的系统泄露的问题。但同时，由央行集中掌握的交易信息，提高查处和遏制洗钱等非法活动的能力和效率，为经济金融总体安全作出贡献。

当然，数字货币发展，还应关注和解决好一些问题。一是数字鸿沟问题。各类数字化的服务普遍依赖智能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对于因缺少设备或不能有效理解掌握数字货币使用方式的人群，必须保证其继续使用传统支付方式的权利，保障各类人群享有所需的金融服务。比如，高龄老人、低收入群体等，他们或者是缺少智能设备，或者是难以掌握使用方法等，与数字经济存在一定鸿沟，对他们就不能作强制要求。二是数字货币与现有电子支付、移动支付体系的衔接问题。当前我国移动支付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优势，从全社会负担的成本考虑，要做好衔接融合，保护并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摘编自王元、盛雯雯《数字货币助力支付体系高效运行》）

材料一：

①与许多学科相似，中国考古学理论是立体的结构，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组成。这三个部分各自功能不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决定学科理论高度的既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应用理论，而是前沿理论。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前沿性课题出前沿理论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考古率先在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文明论成为前沿理论的第一个代表。

②四十多年前，苏秉琦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精神鼓舞下，创造性地建立“满天星斗”的文明理论，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更是世界考古东方大国崛起的标志。按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学派的论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间是中国考古充分发育的阶段。此后，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遗址显然都与“满大星斗”文明理论息息相关，甚至是其催生的结果。可见，前沿理论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舍此便不会有考古硕果的精彩纷呈和目不暇接，考古学将不仅失去高度甚至失去哲学意境，而只剩坛坛罐罐。

③时光荏苒，又过去四十年。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热情拥抱世界，使得中国考古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依然是前沿理论的突破创新。在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等前沿课题方面，中国的理论贡献绝不可等闲视之。文明起源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次重大考古发现都能够激励中华文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鼓舞人心。

④丰富前沿理论的工作任重道远。近年的考古发现引人关注，提出一些新的线索。比如：红山古国诞生于农耕与渔猎经济的结合部，河洛古国建立在仰韶晚期中原与大汶口文化的结合部，良渚古国创立于“南稻北粟”的结合部，陶寺邦国出现在华夏与戎狄的结合部，石峁邦国兴衰于农耕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古蜀王国屹立在长江与黄河的结合部。那么，这些不同的结合部建立的文明灯塔是通过何种途径联系起来的呢？是哪种机制将其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呢？这就是礼制，早期中国的古礼制度。“文明起兮兆东方。古礼万年始辉煌。”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古礼有基因才强大，这是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是中华文明内源性动力之所在。深刻认识与精准解读它，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类型多样性入手，从结合部的重大考古发现入手。从特色的古礼制度入手，稳稳扣住中华文明的命脉，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让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走出中国学派的精气神。

⑤中国考古将迎来下一个百年发展的重大机遇。科学认识理论层次，正确估计发展水平夯实基础理论，发展应用理论，丰富前沿理论，为学科健康发展积累经验，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的历史责任。

（摘编自卜工《中国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中国气派》）

材料二：

①作为中国现代专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个基于考古物证、却又极具思想品格的“满天星斗”说。这一理论以更为实证、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为中国古代王权的形成与文化特质的起源打开了新的局面。

②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甘肃陕西西部的大地湾文化、浙江余姚一带的河姆渡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等等。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因此这一时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满天星斗”的时代。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

（摘编自赵汀阳《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