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可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材料一：

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为何敦煌如此特殊，能形成一门以其地名而命名的学科，而且成为世界关注、举世闻名的学科？

敦煌引人关注是由其地位决定的，敦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汉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在西北，对外交往的通道主要就是丝绸之路。不论丝绸之路分几条道路，但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通过敦煌，来自异域的物种和文化传到了中国，中国的丝织品、钢铁，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也经敦煌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并经中亚远播欧洲。

敦煌在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赋予敦煌以地名学的条件。能产生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敦煌学，则主要缘于敦煌文献的发现。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藏经洞，里面有中国中古时期的各类文献6万余卷。除了宗教文献，还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医学等诸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文献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史学传统是当代人基本上不修当代史，当后世修前代历史时，主要利用前代留存下来的官方实录等各种档案文献，史家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提炼、考释，并根据官方意识和史家个人的史德、史识进行取舍分析，再加上所处的位置及政治倾向的限制，还有史书体裁、体例和字数的局限等，可能大部分是提纲挈领的记述。如魏晋隋唐时的均田制，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都是简略的提纲，缺少具体内容，从而使史学界怀疑均田制是否实行。敦煌所发现的文献，就是未经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其中有许多关于实行均田制的具体细节，如授田、退田、给田等。通过对这些文书的解读研究，我们知道均田制确实实行了。

敦煌文献包含范围非常广泛，被称为“学术的海洋”、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文献在敦煌发现，也主要是敦煌的地域文献，但它绝对不仅仅是敦煌的地方文献，而是全国的文献，要跳出敦煌，放眼全国。还有中国以外的文献，如梵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反映了中国以外的历史文化，是了解、研究世界历史文化的绝好材料。

敦煌学成为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敦煌的石窟。这是“西夏学”“徽学”“吐鲁番学”等无法可比的。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从4世纪到14世纪，人们在这里连续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1700余米来的石窟群。作为中国西部的边郡敦煌，能够产生如此宏伟的石窟艺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从汉代开始，尤其是魏晋时期中原文化在敦煌积淀，中西文化交流趋于繁荣。作为丝路“咽喉”，敦煌最先接触到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文化艺术，使佛教艺术与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而佛教艺术源于印度、并经中亚传入中国。所以，在敦煌石窟中必然会有许多印度、中亚艺术的痕迹。如莫高窟是建筑、壁画、雕塑结合的产物，仅就壁画的内容而言，它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情况，如生产劳动、风俗礼仪、民族关系等。因此，法国人将敦煌壁画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敦煌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结晶，除了佛教，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如敦煌壁画上发现的玻璃器皿，表现了萨珊波斯的艺术风格，由此可以探讨西亚地区玻璃器皿的制造工艺。

虽然敦煌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佛教艺术的源头也在印度，但敦煌文化却有独特的地位。莫高窟的创始者乐僔是敦煌本地人，这就说明，敦煌艺术也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反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刘进宝《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

材料二：

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每个使用者在遵守命名学原则的基础上，都可以有自己的界定，每个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人见人殊。一般意义上，敦煌学的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的文献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辅。

敦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不仅与其他相关学科部分地重叠交叉，而且各部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关系。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大辞典》的“敦煌学”词条中，主要依据敦煌学的研究对象，确定敦煌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李正宇则认为敦煌学“是包容了诸多单体学科，兼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意识形态科学的特殊学科”。

按现代学科分类，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文科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医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所以，多科性或多学科交叉是敦煌学的本质特征。但是，敦煌学不是其所涉及十几个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种学科的联合体，而是由各学科与敦煌有关的部分组成的新兴交叉学科。

（摘编自郝春文《关于敦煌学之命名、内涵、性质及定义的探索历程》）

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篷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革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摘编自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漂浮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述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摘编自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

材料一：

我国民法典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丰厚滋养，使民法典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民法典明确立法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分编中有专门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的保护规定，如有关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则要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同样，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些都体现了仁者爱人恤老怜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礼之用，和为贵。”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中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睦、和谐观念。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故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文化滋养，很多理念已深深融入民法典条文中。

诚信体现社会道德准则，也是民法典的重要原则。《论语》中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诚信不仅是每个人应有的道德修为，也是民事活动应当守的行为规范。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百条规定，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为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道德规范提供了法律支撑。

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特点。《逸周书・大聚》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署，以成鱼鳖之长。”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环保原则在民法典分则中也有充分体现。例如，在物权编中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物、水污染物、土壤污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在合同编中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在侵权责任编中，设有专门章节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进行规范。民法典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传承和弘扬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摘编自柴荣《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材料二：

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问世，到代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高立法水平的《唐律疏议》出台，再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布，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法治的不断探索和追求。历史表明，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今天，汉取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诞生，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可以说，编纂民法典是我国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是我国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不懈奋进。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曾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可以说，民法典诞生的过程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遵循同样的逻辑，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不管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产纠纷，或遭遇隐私泄露，都需要从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只有全体社会成员遵循民法典，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才能让民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

（摘编自阿斯力格《以民法典实施提升“中国之治”》）

材料三：

民典法是一部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大法。民法典的精髓和要义就在于“民”字，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立场，含爱民、护民、利民、忠民的情怀，促进民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公平感、获得感、幸福感。民法典秉持对人的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确立或完善了胎ル利益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保护、老年人利益保护、死者利益保护等规则，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从抽象人到具体人的全方位保护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编织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网。

民法典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法。民法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与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民法典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继承重家庭、讲仁爱、守诚信、尚公平、促和谐的传统法律精神，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法典将“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文本之中，融入民事法律规范之中，让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民法典注重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保护善行义举、惩罚丑行恶举，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实现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民法典关于生命无价、人身自由、人格严、性别平等、尊重隐私、环境正义、英烈保护等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

（摘编自黄文艺《民法典是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之重器》）

材料一：

诗歌的发展，既受到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的光辉。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发展，既源自内在语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不同时代政治生活、经济基础等硬背景的变化，而以文化心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映、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情况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合适的时候，还会相互映衬。以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为例。北宋文化吸纳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映出尚理的主动趋向，适时而深刻。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苏诗以后，议论成为宋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苏轼诗歌奏出崇雅趋淡的乐章，典型而突出。苏诗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与俗、绚烂与平淡、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诗歌语言，或避俗趋雅，或以俗为雅、化俗为雅。

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尽管已有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断变化生长，继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

（选自陈才智《中国诗歌的语言之体和文化之用》，有删节）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璨若星河的篇章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代代流淌。当下我们要传承经典，便不能仅束之于高阁、诵之于课堂，而是要让古老文字通过不断运用再次融入时代生活，为一代代人提供不间断的文学滋养及文化支撑。正在央视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做出大胆尝试，突破诗词类节目止于背诵的局限，强化“运用”，让诗词呈现出更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从命题阶段开始，就以诗词运用为重心，激活古老“赋诗言志”传统，以诗词为武器，打通时间、空间、雅俗壁垒，为生活赋能。第一期中的“身临其境题”正是这样的尝试，题目要求引用古代诗词形容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曲的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答案则是楚辞《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这道题目中，不同时代的经典文本完成了一次隔空对话，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歌词，跨越了三个体裁，让古诗之情融入当下之情，以古人之志表达今人之志。

诗词之美也不应被定格于书本，而是需要随着不同职业的人走入生活，融入新时代。只有这样，诗词才能用起来、活起来，最大限度地激起大众共情。第二期中的题目“选一句诗词送给海拔最高边境派出所民警”，答案并不唯一，其中一位选手选择了毛泽东《卜算子》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得到了万人团中大部分人的认同，因而胜出。这是对前五季标准答题模式的重大突破，评判的标准不归于专家学者，而是归于万人团，实现了由个体表达到群体表达的完美融合。

诗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当人们将之运用于近似的生活场景时，会引起他人共鸣，群体归属感因此得到确认。第六季的部分诗词运用题，可看作“诗可以群”的当代实践。总导演颜芳说：“诗词来源于生活，而对诗词的热爱总能让人们的生活比从前精致那么一厘米。本季诗词大会就是撷取了这一厘米，带动全民一起在生活中灵活运用古诗词，让生活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赋能。”

《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在保持文化品质的同时，实现传播及运用上的“下沉”，渗透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最终催生出更加大众化、普惠性的文化果实，汇入“《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璀璨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

（选自辛晓娟《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诗词为生活赋能，有删节）

材料一

唐人徐坚所撰《初学记》卷三十引《任子》之语曰：“楩楠为众材之最，是物之贵也。”然则楠木为君子所贵之德何在？杨汝清的《天才地宝造化所钟：品味金丝楠》一文中做出了解释，“金丝楠的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正与中国传统文人之精神情趣沟通暗合——沉凝大气，华而不奢；从容优雅，含而不露；温润雍然，卓尔不群”。

楠木坚劲刚贞。西晋周处所纂《风土记》中曰：“樟楠诸木，最为坚劲。”成百上千年之风雨霜露，练就了楠木之坚韧挺拔，极难为外物所动。《晋书》：“严霜识贞木。”《贾子·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

《贾子·谥法》：“清白守节曰贞。”由此可见，文人之爱楠，取其贞节之刚性。诗圣杜工部极爱楠木，于楠木多有吟咏，传世的就有《高楠》《枯楠》等多首。所谓“干排雷雨犹力争”，将楠木与雷雨奋力拼搏之状写得虎虎有生气，而这也正是杜工部百折不挠之坚韧精神的写照。

楠木光润和厚。西汉陆贾在《新语·资质》中对楠木极尽表彰之能事：“夫楩楠豫章，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刻画而文章成。”并不因其“入地之坚强”而损其“在高之柔软”。楠木吮吸着天地间之和气，阴阳协调，上干云霄。楠木之亦刚亦柔，彰显着其深得天健地顺之灵气。

楠木安之若命。与孔子同时代之《子华子》有云：“豫章楩楠之可以大斫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岖峿之区。”楠木所生之地总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幽壑穹谷。唐人严武《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亦云：“楠木幽生赤崖背”“看君幽霭几千丈，寂寞穷山今遇赏”，数千丈之木需要数千年之生长，数千年后的今日方得诗人之青睐。“寂寞穷山”，其间滋味只自知：时乖命蹇，一直处于“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的状态，只能清明在躬了，此亦非具君子之德者不能为也。

正因为楠木坚劲刚贞而不失光润和厚，且有“纵使无人亦自芳”之君子德性，具备了“道在器中、天人合一、曲则有情、君子比德、和而不同、以虚致实、悬象示义等中国文化的大智慧”，才使得它于厅堂之中以器之美彰显木之德，实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之深厚底蕴。

（摘编自萧伟光《传统家具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江南是文人荟萃之地，到了晚明，人性解放之风日渐觉醒，这也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文人开始徜徉于山水，漫步于园林，休用于酒茗，不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但是，他们又不满足于仅寄情于花鸟、山水来抒写胸中逸气，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的生活融合为一体，开始走向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在家具的设计层面上，文人的直接参与，为古老的家具工艺注入活力，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化意念融合在家具设计中，从而使家具设计在造型上以优美、简朴、稳重取胜，各个组件的比例与审美一致，讲求实用，装饰上则讲究淡而雅、少而精。而且，有些明式家具上还能留有文人墨客的题词钤印，更成为明式家具文人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同时，很多文人还为家具撰写了大量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文章，论述之详尽，为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内中关于家具设计与审美的描述，为后人研究明式家具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

明式家具肇兴于明代中期，却在晚明时期经由几代文人的直接参与与倡导，风格日趋成熟与稳定。这种独特的风格就是家具本身所选透露出的“文人气节”。因此，明式家具是晚明文人在设计造物上的意趣体现。

随着人们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简单的模仿已难以传承明式家具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也无法契合现代文人的精神气节，但明式家具中的文人气节在现代生活中的传承与发展，既有时代的延续性又有现代生活的创新性。

（摘编自王蒙《明式家具中文人气节的传承与发展》）

材料三

明式家具很早以前也给西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地说，明式家具是西方现代家具的鼻祖。那种不事雕琢的造型与线条。对西方现代家具的极简风格显然具有启蒙价值。四百年前的明式条案与今天西方现代家具的条案有着克隆般的惊人相似，几乎如出一辙。而中国古典家具独特的榫卯结构，更使中国古典家具在功能及纯粹的层面上出神入化。这种不必依靠钉和胶的组装结构，无疑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个特殊贡献。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清末欧美列强入侵中国，使得中国优秀的硬木家具大量传入西方，开始了在海外的百年流传。现在，西方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都有黄花梨及紫檀家具的藏品，世界各地的藏家都以拥有明清古典家具为荣。百年以来，明清家具特别是黄花梨家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与中国的书法、绘画、陶瓷等比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一条不可缺少的分支，已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认知。

（摘编自海岩《中国家具艺术的诞生与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