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生态文学的面貌清晰饱满。生态文学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当今时代有许多标志性特征，其中两个重要特征是“绿”和“美”。“绿”是指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健康环保，“美”是指生态面貌和生活感受，生态文学就是要表现、追求这种绿色和美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基于这样的认识，国家先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湿地保护工程、蓝天保卫工程、江河治理工程，以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大幅改善中国生态状况，神州大地面貌一新。“文脉与国脉相牵，文运与国运相连。”在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的过程中，生态文学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日渐成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产生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和代表性作家。梁衡《树梢上的中国》、何建明《那山，那水》、肖亦农《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塞罕坝时间》等，以及迟子建《候鸟的勇敢》等带有生态意识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记录这个绿色发展的时代，呈现人与自然新的关系。

生态文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不长，仍是一个新兴的文学形态。生态文学特征是什么？通过研究作家创作活动和作品，不难发现，生态文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作家置身自然的体验和感受，或者说，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体验和感受，是生态文学的独特之处。生态文学作家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无论记人、叙事、状物、抒情，或是回溯历史、描摹心灵，都能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关注自然生态到走入人类内心，关注人类普遍精神生态。作家们以人文主义情怀，对人类社会生态问题进行理性、深刻的剖析与反省，努力探寻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可能出路。

随着以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积极变化，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关涉深层文化。这就要求生态文学必须进入人的内心：道德对我们的约束、我们对自然的敬畏、我们对发展的审视和思考，无不是生态文学着重考量的课题。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嵌入民族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读者内心，是生态文学的使命和责任。

生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但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乃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学作用巨大。生态文学从生态问题中来，到人的灵魂中去，帮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认识到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融入和回归自然。生态文学不图热闹，远离喧嚣，注重的是生命内在的丰沛和高贵，它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初心，要时常回头看看来处，牢记出发时的使命。

我国生态文学作家以关注中国乃至人类生态问题为己任，心系苍生大地，满载人文情怀，在创作中显示出旺盛的思辨力和创造力。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脚步越走越坚定，绿色之路也越走越宽广，生态文学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生态文学作家当以更多洞察、体验和激情，以更好的表达，探寻生命万物之关系，表达对美丽中国的畅想，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大有作为。

（摘编自李青松《生态文学绿意盎然》）

待春风吹散余寒，踏青便是赏心乐事，但是，您可曾想过，“春风又绿江南岸”中春风明明是吹绿了江南，为什么春季出游不用“踏绿”而用“踏青”？古人为何会在诗词歌赋中推崇青色？中国画为什么又称为丹青？“天青色等烟雨”道出青花瓷一色难求，“青”所指的又是何种色彩？“青色”与“春色”到底有何内在联系？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揭开“青”熟悉而又神秘的面纱。

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有关“青”的诗词歌赋不在少数，大多还以“青青”的叠词出现。例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等，然而，不难发现古人对于青的指代并不明确，既可以是荀子《劝学》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蓝；又可以是李白《将进酒》中“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黑；还可以是王安石《次韵景仁雪霁》中“稍见青青色，还从柳上归”的黄绿色。为何古人有时会将“苍、蓝、碧、翠、绿”统称为“青”？其实并非古人不识色彩，而是为了修辞和押韵，是将文学的浪漫色彩发挥到极致的表现。

中国画古时又称丹青，所谓丹青主要是指朱砂和石青二色，古时作画，由于色彩种类和绘画技法的限制，朱砂和石青最为常用，所以又用丹青来泛指图画，青、绿二色在汉代之后广泛运用于绘画领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艺术的传入，从现存魏晋时期的敦煌壁画中，能够看到大量石青、石绿被运用于描绘山石、树木和佛像的服饰之上，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山石，树木仍可见敦煌壁画中树石之身影，而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将青色发展到极致门类的则是“青绿山水”，自展子虔创青绿山水样式后，中国画呈现出更为富丽堂皇的局面，因此展子虔又被誉为“唐画之祖”。在青绿山水画中，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可谓家喻户晓，此画卷长近12米，气势辽阔，画中层峦叠嶂、逶迤连绵，又有林木村野、舟船桥梁，将秀丽山河绘于一卷，所用石青和石绿二色可谓山水的灵气所在。

青，在工艺品中，当属青花瓷最为出名，方文山在歌曲《青花瓷》中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道出了古时天青色的青花瓷是一色难求，青花瓷上色的青料品类十分的讲究，大致有回青、浙青、陂唐青、石青、珠明料、苏麻离青等，由于青料的选择不同，最后呈现的青色存在一定差异。现通过考古发现，青花瓷自唐就有，经千年不衰，如今更是成了中国瓷文化中最具代表的品类之一，足可见青色在中国受喜爱的程度之深。

《尔雅·释天》中将“春”又称为“青阳”，这是“青”与“春”产生的一次直接性关联，“青”具备泛指性和模糊性，是“青色系”的统称，同时又象征“四时”之中的春，所以古人将踏春称为“踏青”，而非“踏绿”。

青色为何受到中国人的青睐？在于青色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和、安详、深沉、朴素的色彩感受，既符合儒、释、道思想对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当代审美所看重的精神需求，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挥洒在笔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期望，彰显出东方审美中含蓄、冷静、典雅的精神特质。

（摘编自余智鹏的《青色为何受国人青睐》，《光明日报》2021年2月）

乡土本色（节选）

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②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雕版印刷术是活字印刷术的前身，在我国印刷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雕版印刷历经唐、五代，在宋代取得了空前发展。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对宋诗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诗歌发展到唐代，已达到顶峰。宋诗的境界虽然难以和唐诗抗衡，但宋人还是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让宋诗在中国诗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宋诗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当时的雕版印刷是分不开的。正如张高评先生所言：“雕版印刷之崛起与繁荣，所触发的图书流通、知识传播效应，是宋代文明登峰造极之推手，是宋型文化孕育之功臣，是宋诗特色形成之中介，是‘诗分唐宋’之重要触媒。”

宋人运用雕版印刷刊刻了大量宋人诗歌集，并为宋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中收集的有传本的宋人诗、词、文合集共739种，《唐集叙录》中收集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108种，两者相比，唐人传世文集的种类约是宋人传世文集的1/7在唐代，文人诗集大多依靠抄写的形式流传，传播范围受限。可是在雕版印刷繁荣的宋代，文人诗集大多能得到及时广泛的刊刻，一些有名望的作家的诗集一经刊出，就被人争相刻印流传。名声不大的文人，其诗歌在经后人整理后也能刊刻。无论哪种模式，只要被刊刻，都有利于作品的保存，并能为作品进一步流传奠定基础。

宋代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刊刻宋人诗集，这使诗集传播途径更加多样化。宋人的诗集通过雕版印刷成册后，如果仅局限在保存的层面，那么诗歌的发展则会停滞，只有让这些诗歌作品真正进入传播渠道，它们的价值才会得以更好地凸显。在宋代，雕版印刷的繁荣让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样，传播途径之一是官方传播。所谓官方传播指通过官方渠道对诗歌等文学作品进行传播，其主要表现就是宋朝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大量编刻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学类书籍。宋朝统治者除了重视正常的修书外，也重视对文人作品集的编纂和刊刻。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云，“六月壬申，门下侍郎薛昂奏：承诏编集王安石遗文，乞便不置局，差检阅文字官三员。从之。”这样王安石的诗文在统治者的重视下，镂板传世。除了官方传播，还有以盈利为目的通过书肆等场所传播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商业传播。书肆之所以会刊刻众多诗文集，其原因在于获利颇丰。北宋《渑水燕谈录》曾记载：“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之。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书肆让宋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对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苏轼的诗歌正是由于被商家大量刊刻，才能家喻户晓，这就提高了他的文坛影响力。还有一种传播方式是民间传播，它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目的在于保存经典，传播文化。比如一些世家大族，从弘扬前辈先贤的文章功业，启迪儿孙的层面考虑，刊刻了一大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例如周必大所刻的《欧阳文忠公集》。

宋代通过雕版印刷来传播宋人诗歌，这对文学流派影响深远。对文学流派总集进行雕版

印刷是文学流派形成乃至壮大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因素。最为典型的当属江西诗派。宋徽宗初年，吕本中把以黄庭坚创作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诗集通过刊刻传播的形式，汇聚了江西诗派众多诗人的作品。到了南宋末年，即使诗坛后学之风已逐渐发生转变，江西诗派仍是诗坛的主流。其原因就在于诗集的刊印传播，将此派诗人那些分散的作品汇聚在一起，更好地延续和发展了诗派的传统。

（摘编自《宋代雕版印刷传播对宋代诗歌的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先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概念，并做了解释。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其中的“亚细亚的”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它与西方社会中的“古代的”“封建的”是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但与此不同的是，1938年，斯大林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成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权威话语。在这种划分中，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的”被去掉了，东方与西方完全被合为一谈。

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承接于苏联。由于相关著作整理翻译的不足，人们无法全面了解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的看法，许多人都相信“五阶段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就一定要在“五阶段”的概念序列中来解释“亚细亚的”的性质及东方社会。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中国若没有经过西方式的前四个阶段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有“缺陷”，就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此，1920年代后期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理论界关于“东方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流理解，基本上是在苏联人的思路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奴隶制以前的一个阶段的命名”。他把“亚细亚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形态，并把它放在了人类社会单线发展的链条上。胡秋原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就是东方封建社会。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与“五阶段论”的头三段加以对位的思路与观点，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的主流。其中的争论，大多围绕“亚细亚的”到底属于哪个阶段而展开，本质上都没有跳出“五阶段论”的固定思路。

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马克思译著的面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相关讨论基本摆脱了此前的束缚。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并结合史实便可发现，马克思的“亚细亚的”社会，不符合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严格定义：它存在阶级划分，因而不原始；奴隶数量少且不主要从事生产，因而非奴隶制；它在政治上是相互分散、割据的，而非东方式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因而不封建。我们终于得以澄清一个观念：“亚细亚的”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东方国家专门提出的一个与西方社会发展诸类型并列共存的概念。“亚细亚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就含有对社会性质、类型的判断，不必也不能再用“原始社会”等概念对位解释。

我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不仅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时代局限，以往的论争者自觉“东方学”的理论不足，未能从东方学、东方社会理论的层面理解马克思的论述。“东方学”的特点，是将世界分为“东方—西方”二元，从而认识到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对照性。否则，就只能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社会”共同演进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从“理论东方学”及“东方学”学术理论史的层面检视这段历史，将有助于启发我国今后如何调整研究思路，从人类社会“共通规律”论转向马克思“亚细亚的”特色论，去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亚细亚的”、东方的特性，并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心，实事求是地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

（摘编自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从20世纪初至今，我国乡土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教育普及率、工业农业现代化，还是平均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准等均有显著提升。但是，乡土社会也存在一些沿袭已久的问题，如城乡差距日益增大，某些乡风民俗中守旧落后,等等。这些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20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其思考融入艺术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几代作家对重要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中，作家的价值立场尤为重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乡土文学作家有基本一致的价值立场。从鲁迅及其影响下的青年作家群,到废名、沈从文等一批作家,都相信民主与科学,积极谋求大众福祉。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厚重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小说是乡土文学的主要文类,但直到鲁迅的小说出现后，中国小说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具有很强的魅力，是与其创作目的紧密相连的。鲁迅在概括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时说，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为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所作(自序)中，鲁迅称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改变(国人的)精神”。换言之，在鲁迅看来。“为人生”主要是将国人从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而言，可谓振聋发聩，故而产生了很大影响。

坚守现代价值立场和“为人生”的创作目的,使现代乡土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其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奠基者鲁迅提倡“睁了眼看”,反对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因而，其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外在世界，更指向当时国人普遍的心理和意识。《狂人日记》《药》《祝福》等小说，都是如此。细细看来，其真正意图乃在于探究阿Q、七斤们应有的、幸福的、合理的新生活。这也影响了许钦文、台静农等后起的优秀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风格虽然与鲁迅不同,较之于鲁迅的犀利与冷静，沈从文似乎要温馨、浪漫得多,但沈从文多次坦陈其湘西小说是在鲁迅小说的启发下创作的。温馨、浪漫只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外衣，这层外衣包裹的是悲痛和忧伤。《边城》中,悲剧的根源在于翠翠家一贫如洗。《长河》中，保安队进入乡村，强征各种钱款，甚至敲诈勒索。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温馨,也不浪漫。在本质上，他跟鲁迅一样,直面乡土社会的种种蒙昧、落后现象,为乡土社会民众应有的幸福、合理的生活而呼吁。

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中国社会历经种种变化，但乡土文学热却经久不衰。在一个世纪里,乡土文学一直是最热门的题材领域之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加入其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为广大农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作家需继承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和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和新时代农民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余荣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