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慕课崭露头角时所提出的让人热血沸腾的革命性口号，慕课的发展现状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一边是慕课的轰轰烈烈，一边是传统教育的依然按部就班。笔者认为，尽管慕课目前似乎并未完全兑现当初那些“承诺”，但其对教育变革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慕课站在早期远程教育、网络教学等开放教育先驱的肩膀上，对教育变革的最深层的作用就是继续将“公平”“开放”“共享”的教育观念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为未来教育生态的重塑奠定了社会共识。

据统计，2018年，全球慕课平台的学员人数突破1亿，达到1.01亿人，有2000万新学员注册了至少一门慕课课程。在中国，慕课的发展势头同样迅猛。2018年，中国逾1100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据媒体报道，下至一名云南深山里的11岁小学生，上至一位85岁的老先生都通过慕课学习了大学的课程。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慕课至今虽未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形态，但确实在客观上打破了学习的时空界限，突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壁垒。

以两种形式为例，一种是集中式平台模式的x慕课，类似于广播传媒式的学习方式。其课程内容强调免费、共享和开放，教师往往是“以一敌多”，甚至是“以一敌万”。这种学习方式让更多的人可以“无门槛”地进行在线学习和讨论。

另一种是基于“联通主义”的、具有分布式特点的网络化c慕课，强调具有自我指导和自主性的网络化、社交化学习。学习者可以在线获得更聚焦、更高效的交流、探讨和协作。此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学习也逐渐成为慕课的一种重要学习模式。例如，在基础教育领域较为流行的慕课与翻转课堂的结合，实现了课前线上学习与课堂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当然，慕课的学习方式不仅于此，但这三种方式的出现，已让人们相信学习不一定要完全在学校和教室中完成，而是存在更多创新的可能。

在慕课10年发展中，人们在实践中力图扬长补短，不断摸索更加成熟、理性的慕课的发展模式，导致慕课发展逐步呈现出“两面性”并存的情况。

公益性与营利性并存

慕课对学习者最具触动之处是“免费”。“免费”意味着接受教育几乎是“零成本”的，是最契合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精神的。可以说，公益性是慕课实现大规模、开放式教学的根基。近两年，考虑到长期免费运行不仅无法保障课程的质量，甚至会影响平台的生存，慕课平台的营利性需求明显上升，既有基于学习认证的收费，也有基于定向合作的收费。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并存，让慕课平台出现了免费、认证收费、定向培训收费共存的情况。

颠覆性与顺应性并存

慕课的颠覆性意在对教育形态的改变，包括物理空间、学习环境、学习形式、教学交流、组织管理、教学评价与反馈等多个方面的变化。目前，慕课已经在物理空间、学习环境上与传统教育有了明显区别，在学习形式、教学交流上有了一定的新变化。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慕课平台也出现了一些向传统教育形态靠拢的趋势，如慕课相关认证学习的出现。有些慕课平台甚至直接与传统学校合作，达成学分互认。颠覆与顺应的混合性存在丰富了学习者的学习选择权。

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

免费的学习、无门槛地参与、大规模的受众是慕课开放、平等精神的重要体现。但开放性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有些大规模开放课程，由于教师精力不济，难以持续跟进，只能限定在较短时间内开放，影响了课程的传播。于是，慕课平台上开始出现相对封闭的学习，如提高参与门槛、面向特定的学习群体、控制学习规模、限定学习时间等，甚至在一些慕课平台上出现了所谓后慕课时代的私播课（SPOC）。开放性与封闭式学习的并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学习者群体对在线学习的期望。

多样性与同质性并存

目前，慕课的平台多为综合性的在线课程，即平台上的课程所涉及的学科门类较多，缺少一些专业性的慕课平台。这种杂烩式的学习内容，优点是学习者在一个平台上就能涉猎多门学科，但也容易降低学习者的专业化学习效率。与此同时，慕课平台还存在同质性：一是平台的功能都较为类似；二是慕课的优质课程往往集中于名校、名师，没有激发全体教师，尤其是草根学校的草根老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课程资源的生态体系较为单一；三是一些慕课平台的学习数据分析技术让学习者更容易接收到同质化的课程资源推送。

（据《光明日报》祝新宇文章，有删节）

材料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60岁以上的网民已接近1亿（9700万），这意味着中国2.5亿老年人中有38.8%的人已经上网。

然而“能”上网并不意味着“会”上网，从传统信息平台切换到纷繁复杂的互联网平台，老年人难免会晕头转向。

部分老年人沉迷于网络小说、短视频或游戏不能自拔，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瘾老年”；“食醋能洁白牙齿”“多吃辣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戒烟之后身体更坏”……在各种“震惊体”和养生类文章面前，老年人往往成为谣言传播的“易感人群”；还有些老年人平时省吃俭用，却在网络中被虚假投资利诱、被仿冒亲友诈骗。

无根据的事例、不科学的结论、粗糙的剪辑画面”，这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文章、视频为何能得到“银发族”的青睐？仔细推究，当面临海量信息时，老年人由于受教育程度、思维定式和生活经历所限，表现出对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也较为有限。另外，由于年轻人工作忙，与老年人的沟通交流较少，精神世界的空虚使得他们喜欢转发信息以吸引关注，创造谈资。

科技进步、数字变革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也让社会管理更加高效，如“健康码”这类的信息技术在此次防疫期间功不可没。但在便利了大多救人的同时，“无健康码不得乘坐公共交通”“无健康码不得进入商场”的管理方式，让部分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而在公交车上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落荒而逃”。

疫情期间，买菜、缴纳水电费、取快递等很多生活事项，都需要通过“扫一扫”或者在五花八门的App上完成，这让很多老年人无法置身事外。

在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跨越数字设备——数字技能——数字思维三道坎，其中是否掌握数字技能、是否具备数字思维主要靠老年人主观努力。一些从农村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帮儿女带孩子的候鸟型老年人，为了和异地亲朋保持联系、为了更好地融入大城市，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反而成为老年人中的“创新者”。

另外一些因为其丰富的业余爱好，在参加合唱、参与广场舞等业余生活中，或主动或被动地拥抱数字生活。有趣的是，调查发现，老年女性对新媒体（以微信为例）的接受度显著高于男性。日常生活中也不难发现，老太太们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的存在感似乎比老先生们强，这也导致了不同性别老年人幸福感上的差异。

相反，也有部分老年人的成长与生活经历，使他们习惯于简单机械命令式的灌输，这与强调自主创新的数字思维背道而驰。此外，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精准网络诈骗”手段防不胜防，在家人的反复渲染下，不少老年人产生“科技恐惧”，他们拒绝新媒体的理由很简单：“现在不熟的电话号码一概不接，因为老年人容易受骗啊！微信里肯定也有很多诈骗，我不想学。”

对于老年人而言，记忆力、视觉能力、行动力等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断更新迭代的软件、设备反而让他们觉得越来越麻烦。移动互联网相关的各项应用从产品设计到功能开发的各个环节都更加追新求变，更难顾及老年用户的需求和习惯。所以，有时老年人拒绝新事物，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摘编自周裕琼等《网络时代，如何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活”》）

材料二：

《吾老之域》报告显示，长辈们在数字产品使用上的活跃表现，主要来自两个途径：反哺与自学。这种现象，最直观的投射集中在微信。调查发现，目前子孙对长辈的反哺还停留在较浅层面，排名靠前的微信反哺功能依次为发红包、发语音、视频聊天、语音聊天等工具性技能。相反，诸如发布、点赞评论朋友圈，选择公众号等偏重于内容性的反哺较少。

针对此，《吾老之域》报告呼吁青年人能够在老年人出现诸如轻信谣言等“不适”时，暂时将抱怨放一放，转而采取一种高质量陪伴的方式与其耐心对话。

家庭微信反哺的最终目的不是“让老年人都学会”，而是在过程中消解数字时代里老中青三代间固守的认知错位，促进形成一种更健康、更和谐的代际相处模式。无数数据显示老年人正在积极融入数字世界，家庭其他成员也应意识到反哺不能用蛮力，必要时需“妥协或接纳”。

（摘编自王聪聪、何桑柔《中国家庭已形成“数字反哺”》）

材料三：

囿于年龄、知识结构、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老年人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相对迟缓，在使用上相比年轻人更是慢不少。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却不是一个命定的现实。这里面，既有老年人自身的原因，比如学习新技术的意愿弱，也有社会环境和技术的因素，比如公共服务和技术进步忽略老年人的现实需求，更有对老年人的认知偏见和年龄歧视。不假思索地用“老年人”这种笼统的概念一概而论，不去用心地条分缕析，不仅强化了社会对于老年人与数字生活的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技术服务向老年群体的渗透。

坦率地说，老年人与教字技术之间是有鸿沟，而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想不想去填上这条鸿沟，然后是如何去填上鸿沟。为不会扫码的老年人开辟专门通道是一种填法，组织老年人开展智能设备的学习交流也是一种填法。老年人手机的一度热销，也提醒我们，完全可以提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技术服务和操作平台。

（摘编自张洋《别让偏见阻碍老年人的数字生活》）

材料一

大学生活中，叶嘉莹喜欢蹈空梦想，重视内心感受，忽视外在现实的天性让她获得了“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的评价。这一时期，她身经国仇家难，在恩师顾随先生那里体悟到了“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的担荷的精神，而这两方面的天性与修养都曾对她之后几十年漂泊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叶嘉莹到台湾不久即遭遇到“白色恐怖”和社会、家庭的多方面的苦难与不幸。但正是在精神、生活都遭遇到极大痛苦之时，叶嘉莹全然未作任何争论与反抗，而是以“含容忍耐”的“妇女之美德”的持守，默然承受。但承受和持守只是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承受，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懦弱的道德观”，并非“弱德”，更难成其为一种“美”，所以另一方面则是在承受持守之中完成自己。这种完成是身处忧苦患难，仍然珍重和葆有天性心灵中一份修美要好的品质；当这种苦难之中的“完成”成就为一种理想与力量时，自己则可以进入“无待”的境界。后来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专访时，叶嘉莹将“弱德”概括为“在自己的承受、忍耐、牺牲之中”产生的“一种力量”。对诗词的体悟也正是伴随着她的生命成长起来的，她在自己的诗词人生中体验到了莫大的安慰与幸福。回国后，叶嘉莹奔波各地讲学，正是在“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课堂上，她兴会淋漓、触绪发挥，全任神行，再次感受到了莫大的快乐。

支撑叶嘉莹走过忧苦患难的，正是一种弱德的天性与修养，而她通过诗词道路体验到的自足无待的境界，使“弱德”成就了一种美感。叶嘉莹的人生呈现出的就是“弱德之美”。

（摘编自熊烨《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材料二

不一定只是为了“宋词”，为文学艺术，为治学研经，都应该读一读她的这部论词著作。她细密、深入、谨严；她尊重事实，不逞臆，不信口乱道；她不迷信名家、权威。莫说胡氏、刘氏，就连她平生致力最多的王静安，她对他的论点不同意时，也不为之迥护。这里学问没有“市道”；她不逞才使气，很平实，摆事实、讲道理，气质高尚、气象平和；她行文极细密周至，原原本本，不厌其烦，诲人不倦的苦心流露在字里行间；她是比较文学家，文中引了很多西方著名的作家、作品来作对照说明。甚至不妨说，她的研究，是由广义的比较文学方面受到启示的。最后，她是一位学者，但她同时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史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她的论文，既能考订，又能赏析；既能议论，又能启迪。我以为，这样的几个条件或因素，很难凑泊在一人身上。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学者，是不会陈陈相因、自封故步、人云亦云、貌谈皮相、游词空调、似是而非、以非为是的。

（摘编自周汝昌《愿抛心力作词人——读<迦陵论词丛稿>散记》）

材料三

李煜一腔真情如滔滔滚滚的江水，一任其奔腾，倾泻而下，绝无堤坝，更无含敛脉脉的风度。无论亡国之前的享乐，还是亡国之后的悲哀，都是他兴之所至，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情之所至，全神贯注，入而不返。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真正是“奇语劈空而下”（俞平伯《读诗词偶得》），天下所有人生的悲哀全都被他一语道尽了!李后主纯以挚诚敏锐的赤子之心与外界事物相接触。破国亡家之痛，对于李后主犹如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击碎了他清莹澄澈般的赤子之心湖，其所产生的震荡与所波及的范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像“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以及这首《虞美人》等，便是这一石激起的千层巨浪!所以王国维才会说：“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话。王国维此话的意思，并非以释迦基督比喻风流天子亡国之君的李煜本人，而是就其所有的感染力量与覆盖面而言，是就《虞美人》能以个人身世之悲而涵盖、承揽天下一切有生之物的共同悲哀的作用而言的。国破家亡之痛让他以纯真的赤子之心体认了人世最大的不幸。后期再写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以及“无限江山”“天上人间”“人生长恨”等词句，便俨然有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等士大夫们忧国忧民的家国之慨了。正是家国之痛，使李后主的词能突破闺阁园亭、伤春怨别的题材拘限，“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都出自李煜的有心追求，而完全是他纯真、任纵的本性使这一切成就都本能地达到了极致，这一点才真正是李煜词最不可及的过人之处。

（摘编自叶嘉莹《中国古代诗词文赋选讲》）

材料一：

当前二十一世纪正迎来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浪潮，这样的时机可以说是百年一遇。

正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之下，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从国家层面对中国信息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这对于更好更快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国家数字竞争力提升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逆全球化思维盛行，同时工业经济加速向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转型升级。新基建契合的正是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浪潮这个“新”机遇，与“数字中国”战略一脉相承。

（摘编自吴绪亮《新基建与数字中国发展的战略逻辑》，《中国经济时报》2020年4月23日）

材料二：

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抢占数字世界制高点，数字国家的建设风生水起。对我们国家而言，以“数字中国”为抓手，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抓住了数字时代的最核心竞争力。“数字中国”建设，是治理路径、方法、执行实施、结果复盘的全方位创新实践，也进一步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变革再造和重塑。在治理能力竞争的赛道上，我们通过“数字中国”的建设基础，驰而不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今后通过数据的互联互通、共享创新，创造出基于人、事、物、数据的运营平台，在有域无疆的，新的数字世界里，根据多维度的数据对物理世界的治理进行创新和重构。

（摘编自王晶《“数字中国”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学习时报》2019年11月22日）

材料三：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36.2%，而2005年这一比例仅为14.2%。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7%。数字技术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力量。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国际市场明显萎缩，尤其对于传统产业来讲，伤害更为明显。但在福建长乐，当地积极拥抱互联网，加速实施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纺织业，很多公司厂房里，曾经人头攒动的场景不再，眼前是有序挥舞的机械臂和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有理由相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生产效率，激发传统产业发展活力，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步伐。

今年以来，各地加速布局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福建省提出三年基本建成国家东南区域网络枢纽和海上数字丝绸之路信息通信枢纽；浙江省计划三年投资近万亿元，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领先的标杆省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开展5G创新应用400余项，在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600余个，不仅持续拉动投资，也正激发中国经济内在活力。

（摘编自秦平《期待数字中国战略进一步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中国网2020年10月13日）

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态势，运用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我国养老模式创新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智慧养老”由学术概念迅速发展为国家的行动计划、企业的商业实践和部分老年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成为养老跨界融合发展的热点，为我国诸多养老难题的破解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有效的方案。

在居家社区养老领域，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缓解了服务提供方与老年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服务提供方有效降低了寻找客户的成本，保证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得到快速及时的响应，也为政府精准智能监管提供了大数据分析支撑。在机构养老领域，采用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和智能产品，可以有效降低养老机构运行成本和护理人员劳动强度，实时监测和防范意外风险，辅助管理方进行精准决策，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综合竞争力。

（摘编自李志宏《智慧养老要由“云端”落到“地上”》，《中国社会报》2020年7月23日）

融合是智慧养老的生命，智慧养老不是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其本质是与传统的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模式的有机融合，融合度越高，智慧养老就越有生命力。在老年人的各类养老服务需求中，老年人安全健康需求最为迫切，针对传统照护服务可能存在的不及时、不适老等问题，智慧养老将使老年人照护、健康管理、安全保护等服务更加及时、便捷、有效，大大地提升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智慧养老虽然好，但也不是万能的，要防止“智慧不养老，养老不智慧”，避免技术至上，炫技术、炒概念，做表面文章，因为技术再好，也代替不了养老服务特有的人文属性。养老的本质是服务，而养老服务的最大特征是人本，人对人带有情感的近身服务是其基本形式。

（摘编自吴玉韶《智慧养老既要技术精度更要人文温度》，《中国社会报》2020年8月20日）

上海作为当前我国高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呈爆发性增长，同时对养老服务也有更高的要求，不再局限于一般家政服务和生活照料。在此背景下，智慧养老应运而生。位于上海长宁区的上海金福连锁养老院下辖5个养老院、2个护理院。近年来，我们通过运用智慧养老信息平台，让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处于远程和实时的监控状态。

虽然智慧养老的应用为养老院解决了不少问题，带来了工作便捷，但在实行中也面临了诸多问题与困境。

互联网养老服务企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五花八门，缺乏严格的监控标准，服务标准难以统一。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对数据的处理、分析整合与应用技术却相对落后，难以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制订养老服务方案。此外，目前智慧养老采取比较传统和方便的呼叫中心模式，模式相对简单，只能借助呼叫器接入智慧养老平台，难以针对日常监测数据深度分析养老服务需求。

老年人因为年龄、知识、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其互联网应用能力较低。老年人对层出不穷的诸多软件、应用等难以熟练操作，加之这些软件更新较快，许多功能也不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影响互联网养老的积极性。各养老院内大多护理人员是外来务工或难就业缺乏技能的人员，他们本身对互联网知识的缺乏、对智能设备的操控能力较低，也直接影响了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构建一个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联合早报》2019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