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学研究有两条腿，一条是文学史，一条是文学批评，在一条腿向前迈的时候，另一条腿就要先停一停，踏在地上；否则，我们的身体就不容易保持平衡了。

文学史框架建立在相对确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要据这个价值体系分出优劣、高下、主次乃至正反两个方面，在一定时期，首先确定的是文学批评的共同标准，这就是那时所建立的文学史框架的要求，文学史框架要有统一性，不能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各行其是，一旦有了相对固定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就不要一天一改。

有了相对固定的文学史框架，说明研究者已经对其中一系列主要问题有了相对集中的认识，至少那些文学史的编写者承认这个框架是合理的，是有他们自己的文学感受和理解做根据的，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别人一有异议就要改弦易辙的，文学史有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文学史教材，文学史教材因其编写者大多是学科里有权威性的专家和学者，而有着更广泛的可信度，能够让更广大的文学史阅读者或教材使用者放心接受，人们首先通过文学史建立起对这个学科范围内的作家与作品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印象，一旦有了相对固定的文学史框架，就不必担心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些与文学史框架的要求不同的观点，充其量只是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出来罢了。它们对文学史框架的影响只是局部的，对现行文学史有局部的充实和微调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已经得到充分论述的作家和作品的认识，人们不会从认识到杜甫诗的文学价值而至于认识不到杜甫诗的文学价值。与此同时，文学批评是个人化的，多样化的，自然有不同意见的发生，现行文学史的编写者和同意现行文学史观点的研究者同样会以个人身份参加到文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以平等的姿态与持有不同意见的批评者进行讨论，总之，文学史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像一道堤坝一样阻挡着文学批评的潮水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并在这种冲击中发生着渐进性的变化，但文学史永远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不可能穷尽对所有作家和所有文学作品的认识；它是被文学史家精心挑选和组织起来的文学知识和思想，而不是这个学科的文学知识和思想的全部，更不是这个学科研究活动的终结形式。以文学史框架为参考，展开更广泛细致的阐释、分析、讨论和研究，就成了这个学科研究的主体内容，而这些都是在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的，文学史就建立在此文学批评活动的基础之上，没有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无法独立地支撑起自己。文学批评不能以文学史框架的要求为当然标准，而要以批评者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理解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深入地进入到文学世界，将其中更丰富、更具体、更隐蔽的价值和意义充分发掘出来，争取别人的理解和同情，从而给文学史的写作不断注入新血液。

（摘编自王富仁《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得以大量积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多学科合作日益深入，各种专题研究广泛展开。“考古写史”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获得诸多具有突破性和填补空白意义的成绩，中国考古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尤其是在上古史构建方面展现了广阔前景。

从考古发现来看，考古学提供了传统历史学不可想象的新发现、新材料，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化进程等，如不同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墓葬、水利设施、手工业作坊，以及象征王权、神权、军权和复杂礼制出现的精美玉器、陶器、漆器、象牙器等。

从重构上古史体系角度看，20世纪70—80年代，夏鼐、苏秉琦等系统地构建了新石器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空框架体系。苏秉琦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基础上提出“满天星斗”“多元一体”和“古国-方国-帝国”等关于中国上古史的历史叙述体系。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在承认多区域文化共存的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强调中原文化区“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张光直认为各地区文化多元发展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形成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

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到殷墟考古学文化、周代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不仅展现了不同于传统文献记载的这一时期文化、科技、礼制等众多方面从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脉络，而且填补了诸多传统历史学的空白，如四川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江西的吴城文化、两周时期的曾国与中山国历史，等等。

这些成果证明考古学完全有能力担当重写中国上古史的重任，并且已经初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上古史叙述与解释体系，超越了传统的具有传说性质的三皇五帝体系和存在争议的夏商周三代古史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学界一直存在着“证经补史”的传统史学思路，试图将考古学文化体系纳入三皇五帝的古史框架体系之中，似乎中国考古学如果没有发现并证明三皇五帝与夏商周，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但研究实践告诉我们：这种传统治史思路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限制了考古学在重构中国上古史中的作用。比如，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在东亚地区的文明形成与发展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奠定了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传统的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世界性的标志意义，尽管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所在地，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我们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应该开展扎实的田野工作并展开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而不是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它是否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并为此争论不休。

（摘编自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我们对脚下的世界所知甚少，晴朗无云的夜晚，你仰头望天，可以看到数万亿英里外的星星发出的光芒，小行星在月球表面撞击出的陨石坑也清晰可见，而低下头，你看到的只有柏油路和自己的脚指头，仅仅下到距地面十码，我就觉得已远离人世间，这里，最初在古海洋大陆架上形成的石灰岩层闪闪发光，我看得入了迷。

地下世界牢牢保守着它的秘密，直到最近二十年，生态学家才追踪到林地土壤中的真菌网络，这些真菌将单独的树木连成了彼此联通的森林，这一活动已经持续了数亿年。2013年，在中国重庆发现了一个拥有独立天气系统的洞穴网络：大团的水汽在巨大的中央洞穴中聚集，冰冷的尘雾如云层般在远离阳光的洞室中飘荡。在意大利北部一千英尺的地下，我沿着绳索滑到了一个空旷的圆形石室，满地都是黑色的沙堆，地下河从中横贯而过，踩在沙堆上，就像穿行在漆黑星上的无风沙漠中。

为什么要往地下去？这样做完全是反本能的，既违背理性的意愿，恐怕也少有人会心生向往，特意把一件东西埋入地下，大都出于某种隐蔽的目的。而从地下取回一件东西，无一例外是需要花费一番功夫的。但是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地下的世界，乔治·佩雷克在《空间物种》中写道：“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放平吧。”而我想反驳：“努力让自己把目光投得更深吧。”对于人类栖居的这个具有深度的世界，“水平视野”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目前处于人类世，这个世代见证了全球范围的，令人恐惧的巨大变化，本应一直被埋藏的东西自行露出了地面，让我们无法再忽视，那种强烈的侵入感令人愕然。在东西伯利亚的森林里，一个巨型坑洞在不断软化的土地上张开了血盆大口，它吞下数以万计的树木，袒露出已有二十万年历史的地层，当地的雅库特人称它为“地下世界入口”。在英国，近年来的酷暑使得古代建筑遗迹纷纷闯进人们的视野——罗马时期的观测塔、新石器时代的围墙……陆续被揭开面纱，就像大地上的麦田怪圈，从空中俯瞰即可辨认。格陵兰岛西北部，冷战时期的一个导弹基地在五十年前被封在冰盖下，如今它即将重见天日，里面储存着数十万加仑的化学污染物。考古学家波拉·佩图尔斯多蒂尔写道：“问题不在于地层中埋藏着那些东西，而在于它们非常持久，比我们的寿命更久，而且有朝一日会裹挟着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巨大力量卷土重来，它们就像是‘沉睡的巨人’，从‘深时’的睡眠中被唤醒。”

“深时”是地下世界的纪年，深时就是地球那令人眩晕的漫长历史——时间从当下向前向后无尽延展。深时的计量方式让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它的计量单位是“世”和“宙”，而不是“分”和“年”，它的载体是岩石、冰川、钟乳石、海床沉积物和漂移的地壳板块，深时通向过去也通往未来，五十亿年后，随着太阳能量的耗尽，地球也会落入黑暗，我们正踮着脚尖站在边缘处。

我们要警惕这种逆来顺受的思维，实际上恰恰相反，深时应当是一种更加激进的视角，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而不是变得无动于衷。理解深时可以敦促我们思考：自己眼下的所作所为，会给我们身后的生命乃至后世留下什么？用深时的视角来看，我们原本认为恒久不变的东西便有了生命，万物的欢乐跃入我们的眼睛和头脑，世界再一次变得丰富离奇，充满生机，冰川有了呼吸，岩层有了潮汐，山脉经历着蜷缩与伸展，石头有了跳动的脉搏。我们栖居的地球，生生不息。

（摘编自罗伯特·麦克法伦《深时之旅》，王如菲译）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根据《杜登德语辞典》，“语言”是一种人类自我表达的能力。如此看来，只有我们人类可以说话，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知道树木是否也会自我表达，这不是很有趣吗？那么树木会如何“说话”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听得见，因为它们肯定是静悄悄的，那些强风刮过时枝丫摇摆的嘎嘎声，以及轻风拂面时叶片婆娑的簌簌声，都是被动发出的。不过它们确实以另一种方式沟通：通过气味。在非洲大陆的莽原上，金合欢树是长颈鹿的珍馐，为了摆脱这种草食性的庞然大物，金合欢树短短几分钟内就可以在叶子里散布毒素。长颈鹿便会转移到其他树木那里。是旁边的树吗？不。它们会避开邻近的树木，然后在大约100米开外的金合欢树那里重新开始大快朵颐。因为被啃食的金合欢树会施放一种警示气体，向邻近的同伴传递不速之客来袭的信息。所有得到警讯的树木会立即分泌毒素来回应。长颈鹿因为知道金合欢树的这个把戏，所以会走远一些，以寻找那些尚未知情的树木。又或者它们会逆风而行，因为气味信息是顺着风向其他树木传送的。

这样的防卫行为自然需要时间，所以早期预警阶段的工作如何协调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树木当然不能只依赖空气，它也通过根部来传送信息。一棵树的根可以蔓延得很广，其距离大过树冠宽度的两倍，因此在地底下会与周遭树木的根交错而产生联系。但也有偶然情形，因为森林里也有独行侠，一点也不想与别人有任何瓜葛。所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些家伙的不合群，而导致警示信息被阻断呢？幸好不会。树木为了确保信息能够快速传递，多数情况下都会以真菌为媒介，其作用就像网络光纤那样，纤细的菌丝密布在土壤中，并以我们无法想象的密度交织成网络，借助其网络，真菌可以把从某棵树得到的信号继续传递下去，帮助它们交换害虫、干旱或其他危险消息。在共同的生存空间里，可能森林里所有的植物都会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但我们若踏入田野，就会发现所有的绿色植物都很沉默。这是因为人工栽培的植物在育种繁殖的过程中，大多已经失去这种在地面或地下进行沟通的能力。它们几乎是又聋又哑，因此特别容易成为昆虫的猎物。而这自然也是现代农业必须使用这么多农药的原因之一，或许今后育种专家应该要多多少少再从森林里“剽窃”一点野性基因，例如把“多嘴”这个属性加入谷物及马铃薯的品种里。

虽然我一开始时说过树木是静悄悄的，但这点从最新的发现来看却值得质疑。一些研究人员想测试地底下是不是可以听到什么声音，不过要想把树木带进实验室里有点不切实际，因此他们观察的对象是谷物幼苗。果不其然！仪器很快就记录到了由根部发出的轻响，频率约220赫兹。而且有趣的是没有参与实验的幼苗对它也会起反应——在播放着频率约220 赫兹声响的环境里，这些幼苗的顶端总会往声源方向生长，这意味着禾本科草类可以察觉到，或是干脆直接说“听到”这个频率。所以，植物可以通过声波来交换信息？我还没想过这可能代表着什么，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不过下次当你漫步在森林里，那些林间传来的窸窣细响，说不定不只是因为风……

（摘编自彼得·渥雷本《树的秘密生命》，钟宝珍译）

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来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这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译起。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件艺术性高超的临摹作品。

（摘编自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

材料三：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有着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杨宪益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旨在探求汉英双语背后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相互理解与解释的适应性。他使用西方本土读者谙熟且可以接受的地道的英语及其文化、风俗等观念，以此来创造性、补充性与生成性地重构《石头记》，从而完成了两种异质文化观念之间的转换生成。

（摘编自杨乃乔《（红楼梦）与The Story of the Stone——谈异质文化观念的不可通约性及其翻译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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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叙事作品的定点透视不同，中国传统叙事作品往往采取流动的视角或复眼映视式的视角。

流动视角的所谓流动，就是叙事者带领读者与书中主要人物采取同一视角，实行“三体交融”：设身处地地进入叙事情境，主要人物变了，与之交融的叙事者和读者也随之改变视角。读《水浒传》的人可能有一个幻觉，你读宋江似乎变成宋江，读武松似乎变成武松，这便是视角上“三体交融”的效应。中国古代句式不时省略主语，更强化了这种效应。比如武松大闹快活林：武松一路喝过了十来处酒肆，远远看见一处林子。抢过林子背后，才见一个金刚大汉在槐下乘凉。武松自付这一定是蒋门神了。转到门前绿栏杆，才看见两把销金旗上写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西方小说往往离开人物，从另一视角描写环境，细及它的细枝末节、历史沿革，以便给人物活动预先构建一个场景，如《巴黎圣母院》在描绘那座伟大的建筑时，就先用了数十页篇幅。而这里的视角则几乎寸步不离地随武松的行迹眼光游动，武松看不到的东西，读者也无从看到。游动视角不仅紧随人物眼光，也投射了人物性情，这只能是武松的眼光，他豪侠中不失精细，看清环境才动手；换作李逵恐怕就板斧一挥图个痛快了。

流动视角有时也采取圆形轨迹。《水浒传》中杨志、索超大名府比武，采取由外向内聚焦的圆形视角；梁山泊军队攻陷大名府，采取由内向外辐射的圆形视角。杨、索比武本身着墨不多，却写月台上梁中书看呆了；两边众军官喝彩不迭；阵面上军士们窃议，多年征战未见这等好汉厮杀；将台上李成、闻达不住声叫“好斗”；观战的诸色人物各具身份神态。金圣叹的眉评甚妙：“一段写满教场眼睛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睛乃在满教场人身上也。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睛不觉在两人身上。”流动视角妙处在于：看客反成被看客，着墨不多自风流。

杨志比武的描写，是在单纯中求洒脱；大名府陷落的描写，要在复杂中求专注，千头万绪由何处着手？叙事者心灵手捷，一下子捉住了梁中书遑遑然如丧家犬的身影和目光，举一纲而收拢千丝万缕。行文没有让梁中书轻易脱险，而是在他逃遍东南西北四门和三闯南门的过程中，由内往外地辐射出圆形的视角，把瞬间遍及满城的战火统一于一人的眼光之中。

视角可以分为内视角、外视角和旁视角等处在不同层面上的类型。视角的流动，可以在同一层面上采取对位的、波浪状的或者圆形的种种流动方式；也可以在不同层面上采取跳跃的或者台阶式的流动方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二百余字的故事，使用有如昆虫复眼一般的视角，它先用外视角，写翰林院一位官员从征伊梨，突围时身死，两昼夜后复苏，疾驰归队。随之，作者和翰林院一位同事问起他的经历，采取他“自言被创时”的方式转向内视角。内视角把人物在生死边缘上迷离恍惚的意识滑动，寓于灵魂离体后的徘徊，简直是某种意识流的写法。最后作品又转到旁视角，借同事之口表达对这位官员的赞叹。复眼映视式视角的运用，使小小文本具有多重功能：情节功能、深度心理功能和口碑功能，因而这篇笔记简直成了视角及其功能的小小实验室。

（摘编自杨义《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

材料一：

雪花是六瓣的这一事实是什么人最先在文献上发表的呢？是中国人。西汉人韩婴在《韩诗外传》中就指出“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这比西方早了1000多年。可是在其后的古文献中，却没有人去研究雪花为何是六瓣的。开普勒出于对几何、对称的兴趣，写了一本小书专门来研究雪花为何是六瓣的，尽管他当时所掌握的知识是不足以解释其成因的，但是，他这个方向是很有意思的。

（摘编自杨振宁《对称与物理》）

材料二：

17世纪初，雪花吸引了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眼光。当穿过布拉格的一座大桥时，他注意到落在衣服上的一片雪花，并因此思考它六角形的几何形状。开普勒认为雪花呈六角形的原因不能通过“材质”寻找，因为水汽是无形且流动的，原因只能存在于某种机制中。进而，他猜想这个机制可能是冰“球”的有序堆积过程。显微镜发明之后，雪花成了大受欢迎的观察对象。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在1665年出版的《显微术》一书中，展现了他借助显微镜画出的雪花图片，并对雪花晶体结构进行了阐述，这被看作是人类首次具体记录雪花的形态。

（摘编自尹传红《由雪引发的科学实验》）

材料三：

雪晶会根据其形成的云层中的温度和过饱和度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形状，在一些温度范围内雪晶呈柱状，在另一些温度范围内则呈板状。随着过饱和度的升高，雪晶变得越来越大，形状也越来越复杂。雪晶的基本形状主要取决于温度：在-2℃左右时呈板状，在-5℃左右时呈柱状，在-15℃左右时又呈板状，在低于-25℃时呈柱状或板状。雪晶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过饱和度，即取决于生成速度：当湿度高时，快速生成的柱状晶体会变成轻软的针状晶体，而六角形板状晶体会变成星状的枝蔓晶体。随着温度的下降，雪晶的形状会在板状和柱状之间来回变化好几次，而且变化很大：在几度温差范围内，雪晶会从又细又长的针状晶体（-5℃）变为薄而平的板状晶体（-15℃）。

实心板状       实心棱柱状                薄板状                 针状               枝蔓状       

雪晶形态图

（摘编自肯尼思•利布雷希特《冰的形态发生：雪晶中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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