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戏剧具有虚构的故事性，具有需要多人参与的社会性，具有以特定形态来表达情感、促进人类深入思考的艺术性。戏剧的这三个特点不仅能够帮助儿童在成长中认识自我、他人和社会，也能促进儿童语言信息社交能力的发展，引导他们自主思考。儿童要认同传统文化，首先需要理解文化，只有深刻理解民族文化，才有可能实现文化认同。中华传统文化是由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等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传统文化不仅体现在制度、习俗和行为中，更深藏在思想观念、心理意识等精神世界中。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戏剧天性，喜欢在模仿、幻想中编出各种故事，自己假装扮演着各种故事角色。因此，儿童戏剧以游戏为载体，让儿童通过各种生动形象的角色扮演和具有故事性的情节表演，自然而然地实现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促使他们树立文化自信，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基于传统文化素养主题的儿童戏剧教育作用的发挥，需要得到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学校要营造儿童快乐成长的良好氛围，根据游戏活动的特点，从儿童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需要出发，以游戏为载体，为儿童提供交流的主题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学校要以儿童喜爱的童话剧、神话剧、自由剧等形式为载体，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让儿童在戏剧空间里体验不同角色，感悟戏剧故事情节带来的丰富情感，满足儿童对成人世界的向往，引导儿童练习和掌握对话交流的技巧，让儿童戏剧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课程。家长要支持儿童戏剧教育活动，将业余时间带儿童去剧院欣赏儿童戏剧作为必不可少的亲子活动；在观看儿童戏剧时，家长要转变思路，特别是要与儿童交流对传统文化内容的感悟和理解，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感恩、家国情怀等，从儿童更容易理解的角度来体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家长要帮助儿童积极参与学校的儿童戏剧策划和表演活动，这不仅能激发儿童了解戏剧的兴趣，还能让儿童感受到戏剧演员所表演的不是古代故事中的人物，而是现实生活的世界。当然，儿童戏剧教育不是机械地、照本宣科地传授知识，而是要利用儿童戏剧的自身魅力，唤醒儿童的生命价值，引导儿童发挥主动创造力，激活儿童内在的发展动力。因此，社会各界要为儿童参与戏剧演出提供支持和帮助，要认识到他们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就是在戏剧演出中以逼真的心态体会角色的真实感受：全社会要积极利用各种节日庆祝活动和社区资源，鼓励儿童戏剧选择传统文化这一主题，促使儿童戏剧表演走进社区，让儿童发展受到社会关注，赢得更多掌声，最终形成良好的正确导向。

总之，培养儿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传承。借助儿童戏剧教育优势，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是塑造儿童道德品质和良好人格，促进儿童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吴婧《传统文化素养主题下的儿童戏剧教育论析》）

材料二：

“六一”儿童节前夕，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在四川省南充市举行。34部优秀儿童剧目陆续进行展演，为全国小朋友在“六一”儿童节期间献上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本届参演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舞剧、戏曲、木偶剧、皮影、杂技等艺术门类，既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寓教于乐的民间传说、童话、神话故事，也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革命题材作品，还有反映当代少年儿童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现实题材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多样、题材多元，充分展示出新时代儿童戏剧创作的时代精神、教育意义和审美价值，将引领广大少年儿童观众走进色彩斑斓的戏剧世界。

比如经典儿童戏剧《报童》通过展现一群小报童在战斗中迅速成长的故事，为一代代小观众带来一次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儿童戏剧作品之一；经典儿童戏剧《马兰花》歌颂善良、勤劳、勇敢等美好品质，“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成为几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童年记忆；还有常演不衰的《国王的新衣》，让孩子们在欢笑声中认识诚实的可贵；如梦似幻的《儿童奇缘》鼓励孩子勇于表达自我。这些剧目以美感染人，以美引导人，润物细无声地健全儿童的人格，净化他们的心灵。

强化儿童戏剧育人功能，要让优秀儿童戏剧作品惠及更多儿童。连续举办的中国儿童戏剧节有一个亮点：戏剧节期间，孩子们不仅是小观众，还是小志愿者、小记者、小演员，更是文化小使者。演出期间，经过培训的小志愿者们为中外观众讲解；演出后，他们化身小记者，采访剧组主创和演员，以孩子的视角更深入地了解戏剧创作和演出。这种深度参与让孩子们获益良多。如今，随着一种新的戏剧模式——教育戏剧的发展，孩子们的参与将会更加深入。教育戏剧由成人演员和孩子们共同完成创作，在设定的情境内，孩子们扮演不同角色，体验不同情绪，增强情感表达和情感理解能力，同时学会合作、沟通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社交技巧和人际交往能力。

（摘编自刘库《引领广大儿童走进戏剧世界》，出自《光明日报》2023年5月31日）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古代小说每每被视为史余、史补而受轻视，大方之家每不屑道及。“戊戌变法”前后，一些较早接触域外文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译介欧美及日本的小说，并充分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和教化功用。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他肯定了小说的“载道”功用，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者，兼之借助日渐兴盛的报纸刊物等快捷面广的传播媒介，动摇和瓦解了以往歧视小说的正统文学观，使得小说的译印和创作风起云涌。这就改变了中国文学场域的格局，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一些有新思想、用新方法的学人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对古代小说开展了学术研究。1920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汪原放标点版的《水浒传》，胡适撰写的《水浒传考证》置于卷首作为前言。此后8年中，胡适先后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章回小说撰写了20余篇考证及序跋文章。

在胡适的系列考证中，影响最大的首推1921年5月置于亚东版《红楼梦》卷首的《<红楼梦>考证》。《红楼梦》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影响，可能难以与流播久远的世代累积型经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但因其精神内涵丰富，艺术表现高妙，题材与格调更适合文人读者的口味，所以程甲本问世后，它便受到读书人阶层的群体青睐。中国的读书传统一向是文史不分家，读者习惯以史家笔法来阅读小说中的人和事。《金瓶梅》问世之初，即有诸多有关本事的传闻，《红楼梦》问世之后更是如此，因其开卷第一回写出甄士隐、贾雨村两个有符号意味的人物，脂批道是“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导致不少读者以“微言大义”的方式揣测《红楼梦》究竟隐去了什么本事，因此便有了“和珅家事”“张侯家事”“傅恒家事”“明珠家事”等各种说法。最初它们不过是民间茶余的传闻、文人酒后的谈资，直至1914年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后又附《红楼梦》以刊行，“索隐”旗帜由此高张。1916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次年又以单行本行世，将“索隐”往前又推进了一步。蔡元培是一位翰林出生的宿儒，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曾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教育界、文化界威望颇高，胡适亦以“领袖”称之。以蔡元培这样的身份、声望，论述《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赋予它以重大的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它的价值和影响。

“隐”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写作策略，也是传统史学与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无论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还是屈骚的香草美人，都有“隐”的成分在。因此《文心雕龙》专设“隐秀”一篇，与“比兴”“夸饰”等并举，以“文外之重旨”来解释“隐”的内涵。有文本之“隐”，也就有研究之索“隐”。“索隐”由此自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之于文本的一种解读方式。“隐”是作者层面的写作手段，“索隐”是读者层面的思维方式和解读途径。即此而言，《红楼梦》索隐派试图从小说文本表面的字里行间演绎、求索出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沿袭了传统学术的解经思维。既然作者说“真事隐去”，那就一定有隐去的历史真相，索隐派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将这真相找出来，以使自己的阅读与接受符合传统学术的解经轨道。然而胡适的考证，却完全改变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胡适对古代小说的考证，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世代累积型小说采用历史演进法，主要考察小说的历史演进情况；二是对《儒林外史》《红楼梦》这类个人创作的小说，则侧重考证其作者与版本。在20多篇古代小说考证及序跋文章中，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诸多作品的成书过程、版本之间的关系，考证了不少古代小说作者的生平事迹，大多数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胡适《红楼梦考证》首先向索隐派提出批评。对早期所谓的“纳兰家世说”和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胡适用考证历史事实的方法予以批驳；对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则用“猜笨谜”的措辞指破它的牵强附会。《红楼梦考证》后一部分是对著者和本子的考证。他根据顾颉刚、俞平伯寻求出的文献，勾稽出与作者相关的六条结论，前五条关涉曹雪芹生平与家世，最后一条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认为甄贾两宝玉是曹雪芹自己的影子，甄贾两府是当日曹家的影子。关于本子，胡适认为程高120回本的后40回是乾隆六十年（1795）高鹗在中进士之前补作的，这就是著名“高续”说。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面世及其随后发生的与蔡元培之间的论战，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一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蔡元培的身份背景，二则是因为胡适之说是附亚东版的《红楼梦》小说刊行的，小说读者面有多大，胡适观点的受众范围就有多大。虽然胡适的考证成果并未完全终结索隐派，但蔡胡论战确实是以胡适的胜利而告终。这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亚东版《红楼梦》的大行于世。

胡适对古代小说的系列考证工作最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胡适的考证将长期受到贬抑、轻视的小说提高到与经学、史学等传统的“学术研究的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仅实现了学术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突破，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考证的学术理念和全新的阅读方法渗入世人之心，从而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的重心，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摘编自俞晓红《胡适与红楼梦百年阅读》）

夜缒而出，见秦伯。（节选自《烛之武退秦师》）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一般认为，浪漫主义作为文学术语输入中国并且流行是在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1906年，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一文中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出发，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想，把文学从根本类型上分为“景”与“情”、“客观”与“主观”，这“情”和“主观”与浪漫主义的思想相近。

在诗学上对浪漫主义进行大规模引进和使用是在五四时期。最先大规模介绍浪漫主义诗人、诗歌和思想的应该是《少年中国》一班人，该刊仅诗学研究专号第9期上就专门介绍了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泰戈尔和歌德。创造社也是介绍浪漫主义的一支劲旅，在他们的代表性刊物《创造》上还专门刊出了“雪莱纪念号”，他们一班人的创作思想在五四时期基本上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当然，此期在诗学思想上浪漫主义特征最突出的还是郭沫若，他所坚持的诗学观念以及其代表作《女神》都是中国浪漫主义的典范。在郭沫若比较集中地表达其诗学思想的《三叶集》中，他最推崇的理念就是独创精神，个性张扬，“绝端的自由”，狂暴的反叛以及对自然的崇拜和对远古、神奇、旷大和悠远的向往。

在整个五四时期，并不仅仅是诗学界表现出非常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他文学门类都有相同的趋势，所以李欧梵先生称整个五四一代作家是“浪漫的一代”。他认为，“对于迎着浪漫主义疾风骤雨而前进的五四青年，爱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作家们是这一倾向的带头人。”

随着革命文学的蓬勃兴起和左联的成立，表面上看浪漫主义诗学思想似乎逐渐地淡化了，但实际上它是以另一种面目继续存在着，即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与阶级话语显然更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对“浪漫主义”术语的使用。蒋光慈较早将浪漫主义与革命嫁接在一起。在《革命与罗曼蒂克》一文中，他公开宣称罗曼蒂克的诗人比其他诗人更能领略革命，革命要有理想和热情，所以革命是最罗曼蒂克的。

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形态的生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它与西方的浪漫主义并不相同。西方的浪漫主义是与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相对举而提出来的，在文学思想上是对古典主义的理性和秩序的颠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产生并没有一个需要颠覆的像西方一样的古典主义这样的前提，它可以说是从西方横移过来的。这样一种情形，在西方导致的是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尖锐冲突，浪漫主义几乎完全与古典主义一一相对；而在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浪漫主义并不完全必须与中国古典文学规范相冲突，甚至它还可以积极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和精神。譬如，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可以存在，而闻一多、徐志摩的浪漫主义同样可以存在，由于后者更多地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营养，其艺术生命力还显得比前者更加旺盛。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形态从具体的浪漫主义思想观念上来讲，它同西方浪漫主义一样也比较明确，如张扬个性，主张自由，立足情感的抒发，坚持反抗的精神等，但这些观念的出发点不是在于“理想”，而是在于“现实”；不是在于进行文学的反抗，而是在于进行社会的抗争。这样的特点是源于中国社会的衰落，源于民族自救的必须，基于国富民强的政治要求，来自外族的侮辱和侵略。由于缺乏西方文化的传统和随身携带着中国古老的“文以致用”和“文以载道”的包袱而转向现实的关注。这许多的“中国性”，导致中国的浪漫主义如果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会显得“不够浪漫”，甚至被一些人称为“伪浪漫”，然而，这恰恰正是“中国的浪漫”，只有从西方观念系统来看才会说它是“伪浪漫”。

（摘编自谢应光《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及其命运》）

材料二：

五四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启蒙现代性所蕴含的矛盾开始分化，其中焦灼愤激的救亡意识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与此同时，以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五四启蒙思想则很快失去了激动人心的精神魅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也为民族和阶级斗争的浪潮所淹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下，一种被称为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应运而生。

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主要以转向后的创造社、新起的太阳社作家为代表，后来的左联及解放区的部分作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郭沫若、蒋光慈、殷夫等人的作品中，都洋溢着充沛的革命激情。显然这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浪漫主义对情感的偏爱一脉相承，当然，两者也存在重要差异。首先，革命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不是建立在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之上，而是必须服从集体要求和政党话语，因而具有严格的规范性特点。其次，由于革命浪漫主义强调革命理念的指导作用，这使其产生了强烈的理想化倾向。最后，在文学观念上，革命浪漫主义坚持功利主义的政治工具论，反对审美自律的文学本体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抗拒，除了革命浪漫主义所运用的政治武器之外，还有一些作家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早在20世纪20年代废名那些诗意盎然、有着遗世独立之风的散文化抒情小说中，就透露了以古典田园牧歌的意境抵制现代社会污浊纷扰的消息。后来沈从文的创作将中国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田园抒情小说推向了高峰，并赢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徐向昱《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论》）

5 . 阅读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行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规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摘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材料二：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黎东啊，你对我的关怀如果合乎正道，那是非常可贵的；如果不合，那就越关心越难从命了。我们首先必须考虑是不是应当照你说的那样做。因为我不但现在奉行，而且一贯遵守的原则是听从道理。凡是经过研究见到无可非议的道理我就拳拳服膺。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如果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说出更强的道理来，我是肯定不会对你让步的，哪怕众人对我施加更大的恫吓，如同以妖怪吓儿童那样，声称要监禁、处死、没收财产等等。

（摘自《柏拉图对话集》）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不仅要看到其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要看到其在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纽带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早期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在开通草原古道、推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之后，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吐蕃、回纥、契丹、党项、蒙古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 “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绢马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汗国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城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吐谷浑道”“吐蕃道”“回纥道……丝绸之路上民族交流融合绵延不断，开遍了民族交流融合之花。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城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城，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方，也输入西城、青藏高原与漠北，饮茶逐渐成为北方与西部民族的习俗。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胡葱、胡萝卜、大蒜、菠菜、芜荽、苜蓿，都是汉朝时从西城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城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城文化的影响，穿胡服、习胡俗、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城音乐就占五部。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乳香、硇砂、玉石、珊瑚、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畅通，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毫无疑问，在这个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未来，“一带一路”延伸之处必将是人文交流活跃之地，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节选自2017年3月8日人民网)

材料一(光明网)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阅读微信，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