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土星5号火箭升空了！

它一点一点上升，庞大的身躯稳健有力。

阿姆斯特朗、柯林斯和奥尔德林被巨大的推力紧紧摁在座位上。火箭在他们身下持续上升，各级火箭按照预定程序点火，第一级火箭、逃逸塔、第二级火箭一一分离。绕地球轨道飞行一周后，宇航员检查了火箭和飞船状况。第三级火箭再次点火，把飞船推向更远的高空。

当地球被甩到身后，就是船箭分离的时候：第三级火箭前端打开，哥伦比亚号从顶端弹出。鹰号（登月舱）在火箭顶端继续待命，这艘小飞船外形奇特，像一只蜷缩着的蜘蛛。哥伦比亚号的驾驶员柯林斯，让飞船慢慢转身。“哥伦比亚”与“鹰”对接成功。宇航员告别土星5号的最后一级火箭，乘坐合成一体的两艘小飞船继续飞行。

终于抵达月球上空。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鹰号离开，向着月球越飞越近。柯林斯驾驶着哥伦比亚号孤独地环绕月球飞行。此时此刻，那些远在地球上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时刻关注着、期待着……

预定着陆区在哪儿？宇航员们全力搜寻。但是意外忽然发生：当他们发现着陆区，鹰号已经飞过了头！数英里一闪而过，舷窗外的月球变得崎岖不平。家园远在万里之外，更无法奢望什么援手。此时此刻，他们能做的，只有保持镇定，平稳驾驶，继续飞行。

看到了，就在不远处，那里平整而干净！鹰号慢慢减速、缓缓下降。登月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直到平稳落地！此时此刻，在遥远的地球，人们鸦雀无声、屏息聆听。

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太空传来，那是阿姆斯特朗从月球发出的声音：“这里是静海基地，‘鹰’着陆成功。”他异常平静，地球上的人们却爆发出欢呼的声音。随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沿着舷梯爬下登月舱。

陌生、寂静、壮丽的月球从此有了生命。

（摘编自布莱恩·弗洛卡《登月》，袁玮译）

材料二：

今年6月，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举行会议，中国科学家介绍了“嫦娥四号”探月任务，表示将于2018年底前将中继卫星发射至月球背面上空一个引力稳定的位置，即地-月L2点，这颗中继卫星将执行为期三年的任务。新华社的报道没有透露“嫦娥四号”发射的具体时间，只是说将在2020年之前发射。自1976年苏联的“月球24号”抵达月球之后，中国的“嫦娥三号”首次于2013年在月球实现软着陆。它搭载的“玉兔一号”月球车共有6个轮子，在任务结束前共行驶了约114米。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玉兔一号”的探地雷达探测到其着陆点下方有9个明显不同的地下层，表明该地区有着复杂的地质史，这与“阿波罗号”宇航员探索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今年6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发布的信息，“嫦娥四号”任务的主要工程目标包括进行月球背面着陆和深空数据中继。中国方面已邀请国际社会围绕“嫦娥四号”探月任务建立合作关系。

（摘译自斯蒂芬·克拉克《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登上月球背面》，2015年9月22日，英国“当今天文学”网）

材料三：

从古至今，人类举头望月，传颂动人神话，谱写优美诗篇，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亿万年来，月亮的“图案”从未变化。月球绕地球一圈的公转周期完全等于月球自转周期，所以人们只能看到它固定朝向地球的一面，我们把月球背向地球的一面称为“月背”。2019年1月11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里，科技人员见证了“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顺利完成“两器互拍”，这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实施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巡视探测的国家。人类开启了探索月球背面的新纪元！

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科学探险。月背探测是中国航天的首个世界第一，它具有巨大的科学和工程意义，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重大突破。“玉兔二号”凝聚着中国航天人的勇气和智慧，像一位孤胆英雄，面对未知的风险与挑战，勇敢进发，努力探索。得益于驾驶员团队的悉心照料与陪伴，“玉兔二号”已经创造了人类月面巡视器生存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玉兔二号”探测到了冯·卡门撞击坑的地下结构以及月球背面的最低温度等，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成果，为人类揭开了月背的神秘面纱。

本书完稿之际，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已飞离地球，中国航天人的目光又随之投向深空。我由衷期盼这本书能引领读者走近探月、走近航天，滋润心中科学的幼苗，点燃胸中追梦的火焰，更希望年轻人能够沿着这一代航天人的足迹，不惧孤寂，保持好奇，去探索火星，去探索木星，不断追逐心中的星辰大海。

（摘编自吴伟仁《<月背征途>推荐序》）

3 . 阅读下面的文学。完成下面小题。

霜降夜

周蓬桦

白露过后，乌乡的风里就已平添了寒意。早晨醒来，阳光刺眼，推开栅门，发现脚下的草叶上布满晶莹的霜，薄簿的一层，把路边的花打蔫，桦树的枝条似乎萧条了些许，树木上的一只只眼睛长出了睫毛，无意间仰头，但见几粒寒星正在向山顶以南的方向悄悄隐逝。镇上某一户人家屋顶上的烟囱，已经开始忙活，突突地冒青烟，烟柱是笔直的，上升到一米多高后遇到了风，才变得凌乱，像一块被抽断的丝绸。

有人说，乌乡的风里，流动着一股特别的味道，也只有亲临现场的人才会知道。这种特别的味道让人难忘，在鼻间萦绕，以至于割舍不下，成了人们再来乌乡的理由。

我提着满满一大铁桶草木灰，把它们倾倒在大路边潮湿的水洼里——这是房东阿姨安排给我的任务。昨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养桑蚕与种植薰衣草的农户，到院子里攀谈，大家吃着草原黄膘烤牛肉，品尝着新摘的巨峰葡萄，黑色的冻梨，喝着自酿的桑葚酒，交谈内容涉猎宽泛，没有明确的主题。基本围绕农事收成，动物保护和挖掘过冬的地窖打转。当然，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讲述过往亲身经历的事件。兴许口吻轻描淡写，但对我十分有用。一些亮点像阵雨打湿心头，渗入静夜植物的根须，我急忙拿出记事本，在马灯的光线下一一做了记录。牛圈在屋后，小牛犊不时制造一点骚动，从那里飘来丝丝淡淡的尿臊气，但这并没影响大家浓厚的谈兴。叶子稀疏的板栗树梢上，始终挑着一弯残月。

聊到10点多钟时，霜降开始了，夜幕陡然拉向纵深，只听得周围的芦苇秆在瑟瑟作响，白桦树枝在轻轻蠕动，我身上很快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这时，善良的房东阿姨送来了羊毛毯和羊毛披肩，以抵抗霜降带来的微妙变化。

“天要落露了，大伙儿小心着凉。”她说。

阿姨端来一小筐被冰冻过的无花果，果子个头大，已经在冰柜里冻成了一个个小冰球，阿姨从厨房提来了铁皮桶，点燃了软草和木柴。很快就将冻浆果烤软了，冰渣子化成了水，杂糅着果实的汁液。取一个放在嘴里，觉得冻过后的无花果有一股山柿饼的味道。少顷，桌上又摆满了甜点美食——大列巴面包、哈尔滨红肠、咖啡、奶茶、干果仁，还有烤得香喷喷的草原红糖焙子，吃得大家直打饱嗝。

这是一个特别的霜降夜，让人感觉到生命与节气之间发生了某种密切的联系，有很强烈的体验感，从这个夜晚起始，我正式走进乌乡人的生活，自此与之呼吸同一种空气，吃一锅同样的黑米乌饭，喝新碾的大碴子粥，我并不觉得我与乌乡的人和动物有什么不同。我们是对等的。他们在日子艰辛面前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对幸福目标的追寻姿态，都让我感同身受，嘘唏或喜悦。如果可能，我愿意做乌乡山野中的一株树或一片霜冻的叶子。

我还记下了燃烧时呲呲作响的松油灯，灯下的笑脸，火光中明亮的瞳仁，以及整整一个晚上都在谈论的接地气的话题——如何与枯草丛中的野物们一道，度过暴风雪即将来临的严冬，需要粮食、木柴、胡萝卜和大白菜，需要棉衣棉被，需要一个大火炉。哟，对我这样长年奔波的外乡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

早晨的光线重叠移动，越升越高，把山脉的阴影投射到地面上。我手扶栅栏，将空空的铁皮桶放回到了板栗树下，却见房东阿姨的小儿子背了行囊，走下台阶，似乎要离乡远行。阿姨从灶间走出来，腰间系着粗布白围裙。她搓着手，一边抬手拭泪，脸上难掩担忧和凄惶的表情。

她的小儿子目光淡定，飞快地走出院落，又回过头来朝我们挥手笑笑，然后大步踩过路边的草木灰，在阳光下缩小成一个移动的墨点，在远山的背景下渐渐消失。返回屋内，我以树墩做书案，在稿纸上飞快地记下一句话：“霜降后，一些植物枯萎，一些事物到来，一些人又把双脚踩在了泥泞的路上。”

（有删改）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使社会呈现出个体化趋势，而个体化趋势下青年的社会心态也将随之转变。在现代社会中，标准化的价值观不复存在，生活方式没有孰优孰劣，每个人经历的都是试验性的生活，生活方式的个人化与价值观的独立性显得越来越重要。

伴随着思想的解放，边界意识成为现代社会的首要意识而被强调，指出个人边界不容侵犯。当前青年群体对社交边界感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独立意识和隐私意识的体现，是青年在现代社会中追求个性、渴望自由的情感表达。社交边界感已经成为青年的新需求。具体来看，此种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个人的边界，拥有清晰的个人边界能使人学会评价人际关系，规避掉繁杂人际关系中的迷茫与压力，以及其对个人生活意志的主宰。二是不侵犯他人的边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坚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能够做到尊重他人的社交边界，才是社会互动中被崇尚的礼貌社交。

在高度倦怠的现代社会中，边界感成为现代青年自我保护与自我储能的方式。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最早对社交中的边界予以重视，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他将社会生活中的社交距离视为自我与他人“内在关联”的心理距离，这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屏障”，起到屏保作用。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频繁的社会流动让现代人每天要不断地与人接触，面对社交过载，如果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屏保效应”，人们终将会困于烦乱的社会交往中而感到精疲力竭，因此，边界感还为疲惫的年轻人提供了在内卷化社会中喘息的机会。

（摘编自王昕迪、胡鹏辉《边界感：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

材料二：

2023年，“饭搭子”“旅游搭子”“考研搭子”等名词层出不穷。“搭子社交”以共同兴趣或需求为基础，秉持着严格的分寸感、满足青年浅尝辄止的轻社交需求，成为更适应当代社会青年的社交方式。

当代青年成长于科技发达的数字时代，他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越来越孤独。当代青年衣食住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无须在线下进行人际交往。年轻人在虚拟世界释放天性，却丧失了线下社交的亲密感，陷入“群体性孤独”之中。享受虚拟世界的冲浪时，大数据为我们展示多姿多彩的世界，我们动动手指点赞评论就能收获共情与认同。每一个个体都被裹挟在定制化的、个性化的信息流中，收获着新鲜感与满足感；但回归现实生活，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个体时，我们却往往难以收获类似的认同感，巨大的心理落差致使孤独感不断加深。面对社会加速下生活的压力和困境，孤独的青年具有陪伴的社交刚需，他们比任何时代都渴望被拥抱。

但是，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嬗变，传统社交面临时空的双重阻隔。从空间阻隔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安土重迁、世代稳定的特点，在日常的生产劳作中，形成了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然而，现代化发展给人们带来极大流动性，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谋生，人口的频繁流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地缘关系显得尤为脆弱，亲缘关系也由于空间距离的阻隔而难以满足年轻人即时性的需求。从时间阻隔来说，传统农业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家户户的生活作息基本一致，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目标与价值观念趋同化，自然也就拥有共同的生活话题。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分工趋于精细化，整个社会充斥着多样的职业类型，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而恰恰是这其中的异质性，制约了当代青年深层社交关系的形成。

然而，无论城市化如何推进，个体主义如何发展，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质无法改变，仍需要借助社交找到情感支持、获得能量、缓解孤独。有共同爱好、目的的搭子恰好符合这种需求，找到的搭子基于精准需求而结成，突破时间空间的障碍，即刻成团，实用性极强。

（摘编自王昕迪、胡鹏辉《搭子社交：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史前聚落在区域范围内分为主体聚落和其他聚落，它们具有一定秩序、组织和等级，聚落规模是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的表现。史前聚落规模研究为史前社会分化、聚落形态演变及文化迁移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对史前聚落规模及聚落群时空演变进行研究，分析区域聚落群形态及演变规律，可为探究区域文明进程和史前人地关系提供重要的依据。目前，对史前聚落规模的研究，主要根据聚落分布面积来划分聚落规模的等级，聚落分布面积越大，规模越大，聚落等级越高。

由于聚落分布面积具有不确定性，学者们在基于聚落面积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层厚度、重要的遗迹和遗物等因素，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来划分聚落规模等级。然而对于聚落规模划分，仍以聚落面积作为主要的依据。

聚落群是聚落和聚落、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组织形态，是区域内聚落因地缘或血缘关系聚集而形成的，是具有一定组织关系的聚落群聚形态。分析史前不同文化时期聚落群的形成和演变，对探讨聚落等级、形态和内部组织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对史前聚落群，有学者根据行政区或河流来划分，也有学者通过分析聚落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地形、水系等影响因素，运用聚类分析方法来划分。

由于自然环境的特殊性，洞庭湖区史前聚落以大型和中小型规模聚落为主，特大型聚落具有城址的性质。大型和特大型规模聚落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北部和西北部，小型、中小型和中型规模聚落集中于洞庭湖中部腹地，各类型规模聚落向南迁移的趋势明显。

聚落规模壮大、人口增长、聚落遗址数量增加，使得已有的自然区域得以充分开发，但是也导致人均生存空间减小、生存压力增大。由此，聚落之间为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争夺相对匮乏的资源，产生了相互斗争的关系。聚落之间分布均衡性下降，社会组织结构发生转变，聚落间差距逐步明显。

古人倾向于在澧水区域聚集生活，新石器中晚期分布在环洞庭湖、沅水、资水和湘江区域的聚落群数量增长，且湟水和洞庭湖区域的聚落群成为两大主体聚落群。聚落群总体演变方向呈倒“L”型，由湟水区域向洞庭湖北部区域再向资水区域迁移，分布在湟水、环洞庭湖和资水区域的聚落群随时间推移得到了继承、演化和发展。

（摘编自杜心宇等《洞庭湖区史前聚落规模及聚落群时空演变》）

材料二：

人地关系是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互感互动的关系。史前聚落的时空格局，是了解过去人地关系演变的关键信息。新石器早期的人类对聚落区位的选择，注重渔猎、采集等资源丰度和防御等要素；新石器中晚期农业社会聚落区位的选择，关注农耕作业的便利性。在聚落的时空演变过程中，地理环境的剧变往往促成聚落的迁移，这种被动式的生境适应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关。因此，有研究者用资源总量、个体数和竞争系数等指标，解释群落的空间过程。

聚落的集聚与扩散是生业模式改变的标志，也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已有研究认为，成都平原从三星堆时期到十二桥时期聚落格局的变迁，与生业结构、洪水灾害和外来文化干扰相关；西汉水上游地区的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的聚落区位，倾向于濒水布局；郑（州）洛（阳）地区史前聚落的变迁，与古环境关系密切，而在稳定的外部环境下，聚落的叠置现象十分突出——这表明史前聚落发生迁移的概率，远低于空间集聚。

灾害气候事件，如持续性洪涝、干旱，会产生区域性环境梯度。龙山时期颍河中游的湖沼区由于气候变干而适宜农耕，其耕作条件与登封盆地形成环境梯度差，于是登封盆地的聚落沿颍河向中下游迁徙，在禹州的瓦店、谷水河、吴湾等地集聚，逐渐发展成为嵩山南麓的聚落集聚区。在全新世中期较强的一次气候变化事件中，降温导致了多年性洪涝灾害，造成大型城邑消亡、中小聚落向登封盆地和双泊河上游地区迁移。另外，社会文化资源的区域差异也可导致环境梯度。农业经济因规模化生产导致了聚落的空间集聚，如龙山晚期的瓦店、郝家台就因农业和手工业繁荣形成大型城邑；伊河、洛河之间二里头不仅是夏代的政治中心，而且极具商业和文化优势。

史前聚落的时空迁移与均衡，取决于气候、地貌和社会文化三个要素耦合过程中形成的环境梯度。这种“自然—社会”综合要素梯度的时空耦合机制，驱动了聚落空间格局的周期性迁移和动态均衡。从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嵩山周边聚落的平均资源域逐渐缩小，大型聚落的首位特征显著。这表明，尽管不时有灾害性环境事件的胁迫，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聚落分布在空间上仍呈集聚趋势，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在空间上的必然反映。颍河上游聚落群和二里头聚落群即属于空间集聚型聚落，而新砦聚落群则表现为空间扩散特征。根据关于聚落空间集聚均衡的观点，可知新砦聚落群属于过渡性迁移类型，而颍河上游聚落群和二里头聚落群则属于典型的空间均衡型聚落。

（摘编自李中轩等《集聚、迁徙与动态均衡：嵩山周边史前聚落的空间格局》）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艺术学而言，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中国艺术界的共同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艺术学学科的研究积累和学科建设经过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到2022年，设置了包括艺术学理论与应用艺术学在内的“艺术学”一级学科，并赋予西方意义上的“艺术学”以新的中国式内涵，中国艺术学的发展充分彰显了我国学科设置的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术体系，需要在明确中国艺术学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的同时，揭示其中的规律、路径与独特发展模式，从而完成中国艺术学的合法性论证与学科建构。中国艺术学学科在中国的建设路径，可以概括为“横向取法”，从而区别于其他西方舶来学科在中国发展建设中的“纵向取法”。所谓“纵向取法”，就是指在同一门学科内部向西方借鉴、取经。所谓“横向取法”，就是指这门学科中国有、西方没有，或者中国与西方的发展程度相差不大，或同样为新兴学科，或西方国家虽有这门学科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重点发展，造成同样弱小的局面，此时便不适用向西方借鉴的“纵向取法”，而需要转向其他成熟的兄弟学科吸收养分。艺术学理论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我们通过发挥自主学科设置的制度优势，将其建制化、规模化、本土化，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主体性的艺术学话语体系，需要从作为学术概念体系的话语本身着手，最终也落实为进行学术交流的话语表述。哲学社会科学所说的“话语”，主要包括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学术话语、国际传播话语四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把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国际传播话语截然分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在很多领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也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话语规则。体现了新中国的制度创新，

（摘编自祝帅《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建构》）

材料二：

中国古人坚持整体性思维与诗性表达，以“神、妙、能、具”表达对于艺术品级的认识，以“雄浑”等语言传递对文本风格的认识，以“胆、识、力”等形容创作之体的才能，以“淡、清、逸”等指称人的体态气质之美。中国人在意象上追求情景交融，在布局上追求虚实相生，在意蕴上崇尚“外”与“远”之旨。基于此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体系特征：概念内涵的外溢性概念间关系的交叉性与互动性、概念与感性直观的互证性、结构的虚实相生性、审美的体悟性等。如此中国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无形”特征的开放性体系观.故构建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的基本体系观当先“破”后“立”，“立足中国借鉴西方”。

新时代，在文化建设中，相关的学术命题、思想观点、标准与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还不太相称。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对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的认识，还须基于对体系多元性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并不存在超越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世界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同样为世界提供了独特而全方位的体系之思。

中国艺术学理论的体系之思，不仅包括基于整体思维的关于“何为艺术”、“艺术”中“艺”与“术”的关系、技——道—艺关系的深刻理解对艺术功用与价值、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入剖析，对艺术家的身份、使命与人品、艺品关联性的解读，还包括对艺术作品的独特的审美认知、艺术接受中独特的审美心理构建等内容。在具体的推理演绎中，中国艺术学理论追求一种圆融通达视域下的彼此交往和亲密接触，最终完成的是一种“亲缘性”的结构书写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体系的表达则往往以诗性之语传递理性之思，以具体的事象、物象或意象进行譬喻、转换与关联。理性意旨与感性形象之间并非单一的链接关系、二者并不完全契合。感性形象常以其丰富性、生长性跃出抽象意旨的框定，幻化成不同的理性之蝶，令人激赏、流连。

整体性思维、形象性表达、多义性指向、现实性关怀等，足以使中国艺术学理论呈现出别样的体系之美。对于这种体系的发掘、梳理与剖析，既是一种古今对话，又是一种中外交流。通过这种对话与交流。中国艺术学理论可以为世界作出独特贡献。

（摘编自梁晓萍《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对“戏剧性”这一概念，历来众说纷纭。

戏剧本身有双重性，或者说，戏剧有两个生命。它的一个生命存在于文学中，另一个生命存在于舞台上。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有所谓“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指的就是戏剧这种存在方式上的差别。不过，好的戏剧作品应该同时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与舞台性。古今中外那些经典的戏剧作品，都是既经得起读又经得起演的。只供阅读而不能演出的戏剧作品与只能演出而无文学性可言的戏剧作品，都是跛足的艺术。

这样一来，我们在理解戏剧性这一概念时，首先就要分清它在文学性与舞台性两个不同层面上的含义及其区别与联系。举例来说，针对清代批评家金圣叹对中国古典名剧《西厢记》的评论，清代戏剧家李渔指出：“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李渔说，如果金圣叹能克服这一局限，全面评价《西厢记》，就会“别出一番诠解”。显然，不论是从事戏剧创作，还是从事戏剧评论，都要既重戏剧的文学性，又重戏剧的舞台性。那么，对戏剧性的认识与把握，也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眼，将“文人把玩”与“优人搬弄”统一起来而探其幽微、得其“三昧”。人们经常用“双刃剑”比喻一个事物同时具有利弊两端，这个比喻是蹩脚的——剑之两面有刃，用起来岂不更好？因此，如果用“双刃剑”比喻戏剧性，就十分贴切——一刃是从文学构成上讲的，一刃是从舞台呈现上讲的，合之双美，便是完整的戏剧性。今将两者的大体区别列表表示如下：

必须强调的是，这两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当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被“立”在舞台上时，这两者就完全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文学构成中的戏剧性为舞台呈现中的戏剧性提供了思想情感的基础、灵感的源泉与行为的动力；后者则赋予了前者以美的、可感知的外形，也可以说，后者为观众进入前者深邃的宅院提供了一把开门的钥匙。这两者的完美结合，便是戏剧性的最佳状态。

诚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偏重一端者总是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只讲文学性不承认舞台性的倾向。譬如，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当表现主义戏剧以“先锋”“革命”的姿态显示出追求舞台性的明显倾向时，其反对者就以强调戏剧的文学性来与之抗衡，宣扬只有“供阅读的戏剧”在艺术上才是完善的。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朱光潜也认为“独自阅读剧本优于看舞台演出的剧……许多悲剧的伟大杰作读起来比表演出来更好”。另一种与此恰恰相反的倾向，则是极力排斥戏剧艺术的文学性。在整个20世纪，此一倾向的势力大大超过“否定剧场”一派。从“导演专制”倡导者戈登·克雷（1872—1966）到“残酷戏剧”的首创者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与“质朴戏剧”的鼓吹者耶日·格洛托夫斯基（1933—），都以不同的戏剧观念与戏剧实践拒斥戏剧的文学性。

（摘编自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

材料二：

“戏剧性”包含了戏剧的“文学性”和“剧场性”，“戏剧性”的体验有不同的美感层次。所以，我们讨论“戏剧性”问题，首先要确定在哪个范畴中来探讨“戏剧性”。是在“文学文本”范畴内，还是在“舞台演出”范畴内，这一界定是讨论的前提。分析的对象和角度不同，对戏剧性的理解就会不同。如果把戏剧的文本和演出（也称“案头”和“场上”）看成一个完整系统的话，戏剧性和文本的情境、悬念、冲突的设置，场面的构思处理，外部形式的呈现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戏剧性”可以理解为戏剧艺术的一切本质特征在作品中的整体性表现。“戏剧性”不仅在于直观展现行动的过程中，也在于人物产生这个行动的内心过程；不仅在于直观表现某一事件的过程，也在于某一事件对剧中人物内心的影响。这就是心理的因素。此外，“戏剧性”还必须植根于戏剧的情境，也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包含在谈话的人的相互给予对方的痛切相关的影响中”，河竹登志夫所说的“同人和他者的潜在对立关系”，贝克所说的“能产生感情反应的”，阿契尔所说的“能让普通观众感兴趣的”，这些表述都表明了戏剧性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情境，它与人物的心理和动作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戏剧作为一种“在场呈现”的艺术，它的“戏剧性”恰好存在于“情境”——“心理”——“动作”三者的辩证关系之中。脱离了虚构情境的心理和动作是生活本身，离开人的心理和动作的虚构情境也是没有意义的。“情境”“心理”“动作”在戏剧中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对戏剧性的形成都有其各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意义。如果割裂地来看，容易导致对“戏剧性”理解的片面和不完整。“戏剧性”的出现和“情境”“心理”“动作”这三个戏剧“在场呈现”中的本质性特征都有关系，是这三种本质性特征的相互作用和整体性体现。

（摘编自顾春芳《戏剧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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