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编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客观”的空洞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关系么？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们呢？”——这问题问得对的，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因为实际受到影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镜子，你对别人的态度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如先秦的鲁班、李冰就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朱熹对《论语·学而》中谈到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五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阐释了“中国气质”。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如秦国很早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制造者把名字刻在制作的产品上。到后来秦朝建立，国家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有这样的制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代表“中国气质”的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体现了特有的“中国气质”，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官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

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做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让“中国制造”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气质”。

（摘编自张柏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否认“工匠精神”一直深藏在民族文化中?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凝聚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亦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这样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的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越来越精湛，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对“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材料三：

要想重建中国的“工匠精神”，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工匠精神”所需要的制度保障、信仰支撑以及文化支撑。

“工匠精神”需要用制度做保障，而传统上这个制度便是行会。首先，行业组织具有团结行业同仁、增强行业同仁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为维护行业同仁的共同利益，行会都会通过共同信仰，将行业同仁组织起来，增强抗风险能力。其次，行会还具有制定行规、整合行帮内部秩序的作用。每个行业内部都会有自己的“行规”。第三，行业组织还具有对外调节各行业及同行业内不同行帮间社会矛盾的功能。为维护各行业利益，行业间还有许多共同的“游戏规则”，如行业间“不得跨业”“不得跳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恶性竞争，即所谓“生行莫入，熟行莫出”。在同行业不同行帮间，也讲究各有各的地盘，不得相互侵吞，以免造成行帮间的无序竞争。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需要用信仰做支撑。一个行业要想维系其自身的稳定，通常当人管不了人的时候，便会创造一个神，让神来管理，对某种神的信仰在行会秩序维系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工匠精神”同样需要用文化做支撑。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在匠人眼中，技艺就是财富。为避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傅在选徒时都非常留心徒弟的人品。而一旦收徒，师傅又会努力营造出一种家族氛围，与徒弟建立起一种形同父子般的具有宗法制特征的人际关系文化。

（摘编自苑利《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5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化的进化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断裂和迅速消亡的。历史上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就是明证。所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抵御单极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也是我们应当积极支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就是一种防御策略和姿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是这么表述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我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所关注的。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其高下雅俗，并分别予以对待，这有其历史的理由。现在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它们是守法的、文明的，其文化权利都是平等的。目前我国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提倡对民族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和增强文化包容精神，提倡民族理性，防止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抑制民族主义狂热与偏激，以利于民族平等和团结和睦。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清一色的社会，而应是文化领域多元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在政治原则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又能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给各族人民的特色文化提供自由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尊重差异”，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或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而固化、甚至扩大差异；“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淖；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同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

（摘编自商文莉《从民族平等看文化相对观》）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如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三国时期的“名巧”马钓虽不善言辞，却心灵手巧，擅长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宋代的韩公廉成为将工匠传统与天算知识结合的工程师。明朝的宋应星，没能考中进士，却撰写出《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朱熹对《论语·学而》中谈到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阐释了“中国气质”。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如秦国很早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制造者把名字刻在制作的产品上。到后来秦朝建立，国家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有这样的制度，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钢车马、兵马俑等代表“中国气质”的艺术品了。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区理念，体现了特有的“中国气质”，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官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

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让“中国制造”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气质”。

（摘编自张柏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二：

为什么有人否认“工匠精神”一直深藏在民族文化中?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凝聚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都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中提到的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这样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的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越来越精湛，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对“工匠精神”核心和精益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基”“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是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之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那些很容易被铭记的诗作，大都是有韵律的。以现当代诗为例，那些广为流传的“名句”，其实大都在使用重复、对称这些最基本的韵律原则，比如：“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一些名句的韵律方式则近似于古典诗歌的韵律原则，比如海子那句广为人知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仅有叠韵，而且讲究平仄，诗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与传统的律诗的声律非常相似，无怪乎这个诗句甚至成了很多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种讲究重复、对称等韵律原则的写法在当代中国诗歌创作中并不受欢迎，很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当代诗歌的可铭记性因此而不强。

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韵律原则的兴起与流行往往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集体记忆的化身。古典诗歌的创作与阅读群体——“士”，即知识者与官僚群体——天然就是这样一个同质性的文化群体，所以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一些公共的韵律规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机构和教育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而且诗歌本身也被边缘化，过去诗人与读者之间那种同质性的文化群体已不复存在，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性、个人化的写作行为，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性的诗歌成规的消失。

在不同文化中，韵律都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便于沟通，二是便于记忆。而“沟通”不仅仅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也涉及诗人与诗人、诗人与读者之间如何建立一个公共的渠道，以便于在这个渠道中磨练某些精妙的技艺，传达种种微妙的体验的问题。韵律的重心与其说是关于“如何写/评价一首好诗”，不如说是关于诗人与读者、诗人与诗人之间是如何“交流”的。

无论古今，有韵律或者韵律感强的作品从来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杰作（反之亦然），韵律更多是关于诗歌给读者传达的东西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公共性的或者可以共享的，它在不同的诗人之间也建立了一个可以相互比较和传承的共同通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诗歌而言或许更为迫切，因为“韵”之离散的背后是诗歌“交流”的公共渠道的消失，这是自由诗面临的最本质的文体问题，而可诵读性与可记忆性的削弱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两个表征。

（摘编自李章斌《“韵”之离散：关于当代中国诗歌韵律的一种观察》）

材料二：

中国当代诗效法国外诗歌的更多。因国外诗歌注重诗本身的存在而大多无韵，无韵也渐渐成了中国当代诗的主流，《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几乎看不到有韵的诗歌，这个态势还会长久发展下去。

当代诗人，觉得再写有韵的东西，简直是一老土。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相对个体化、多元化的社会，过去那种大一统的世界意识与言说形态已然崩散，与此几乎同时崩散的是语言中的“韵”（韵律意识和韵律密度）。当代诗人多少有着一种反抗公共规则（包括韵律规则）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整齐对称的诗句，他们不愿意去写，也不推崇。在他们看来，诗歌重要的不是视觉上的整饬和听觉上的旋律感、节奏感，决定诗之能否为诗的重要依据是诗歌对生命深层世界提示和呈现的能量之强弱。他们在写作时不仅不太倾向于取悦大众读者，甚至连一般的知识群体也不怎么顾及。这也导致传统的阅读者，尤其受传统诗歌影响较深的阅读者越来越郁闷，对新诗深感不适，甚至不屑一顾了。在他们眼里，形式产生内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诗词大家，不也是在五言、七律、七绝和词牌的限制中成就了大名吗？

当代诗歌虽无韵，但还有顿。所谓弃韵而就顿，“顿”就是诗的节奏感，有“行顿”和“句顿”，有“匀顿”和“变顿”，有“大顿”和“小顿”，有“跨行”与“断行”，追求的也还是诗的一种旋律美。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诗的本质是显示而非说教。艾青说：“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诗之无韵，告诉我们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诗还可以写得不像诗。近些年，主张口语入诗的“第三代诗”反传统、反意象、反崇高、反理想、反假激情，甚至诗歌形式也反其道而行，加剧了诗歌形式的混乱，纯美流畅的诗歌很难再见到了，可是我们反传统，反的应该是那些因袭的碍于发展的东西，绝不是偏激地反对一切。

（摘编自王霁良《对当代诗无韵的一点看法》）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的癖好五花八门，读书是其中之一。但凡人有了一种癖好，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看世界的眼光，甚至有了一个属于他的特别的世界。不过，和别的癖好相比，读书的癖好能够使人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也许可以据此把人分为有读书癖的人和没有读书癖的人，这两种人生活在很不相同的世界上。

一个人怎样才算养成了读书的癖好呢？我觉得倒不在于读书破万卷，一头扎进书堆，成为一个书呆子。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即读书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读书就会感到欠缺和不安。读者是一个美好的身份。每个人在一生中会有各种其他的身份，例如学生、教师、作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但是，如果不同时也是一个读者，这个人就肯定存在着某种缺陷。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至少就精神食物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从一个人的读物大致可以判断他的精神品级。一个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逸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他们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我甚至要说，他们也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上，因为世界本无定相，它对于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面貌。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它就在我们身边，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我们只要走进去，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先贤，还是近百年来的今贤，都同样古老，也都同样年轻。

当前图书的出版量极大，有好书，但也生产了大量垃圾，包括畅销的垃圾。对于有判断力的读者来说，这不成为问题，他们自己能鉴别优劣。受害者是那些文化素质较低的人，这些垃圾把他们的阅读引导和维持在了一个低水平上，而正是他们，本来最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自身素质。

我衡量一本书对于我的价值的标准是：读了它之后，我自己是否也遏制不住地想写点什么,哪怕我想写的东西表面上与它似乎全然无关。它给予我的是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使我仿佛置身于一种合宜的气候里，心中潜藏的种子因此发芽破土了。

怎么读大师的书？我提倡的方法是：不求甚解，为我所用。

不求甚解，就是用读闲书的心情读，不被暂时不懂的地方卡住，领会其大意即可。这是一个受熏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你用来理解大师的资源——人文修养——在积累，总有一天会发现，你读大师的书真的像读闲书一样轻松愉快了。

为我所用，就是不死抠所谓原义，只把大师的书当作自我生长的养料，你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有所感悟和提高就可以了。你的收获不是去采摘某一个大师的果实，而是结出你自己的果实。

读书犹如采金。有的人是沙里淘金，读破万卷，小康而已。有的人是点石成金，随手翻翻，便成巨富。

（摘编自周国平《论读书》）

材料二：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可整天待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