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惘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称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材料一：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其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唐诗宋词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的教育作用。且以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的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体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的作品，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给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增添了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作用。阅读唐诗宋词中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诗人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古代的优秀作家们不仅拥有高超的审美鉴赏力，更有高超的审美创造力，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

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是得意而忘言，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他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语言文字，究竟如何才能创造出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们认为，言是文学手段，意是文学目的，文学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手段重要而忽略了目的重要。一方面要通过手段到达目的，一方面又要通过否定手段来强化目的。对创作者而言，文学创作最终呈现的美，不是“言”这个手段之美，而是“意”这个作品之美。对接受者而言，要领悟到这个美、这个意，就要披文入情，唯意是求，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之美而忘记了“意”这个根本之美。

因此，当作家创造出文学作品之后，当读者开始全身心地关注作品之美而完全忽略了文学手段之美时，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才真正全部实现，这样的文学审美创造才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手段只有充分否定了自己，才能实现文学作品之美，对手段否定的越彻底，对作品的创造就越成功。这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智慧与审美创造观，其思想渊源依然要追溯到儒道两家的文辞观与言意观中，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显然，言与意的审美智慧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

滋味与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审美范畴，它是从文学品鉴与接受的角度，对文学文本审美感受的高度概括，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与西方美学不同，“味”这个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并不专指感官的味觉或嗅觉，而是指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基础上，感官愉悦与审美、精神愉悦的共同感受。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五官的感觉是相通的，感官的享受与精神的享受也是彼此相融的。“滋味”说反映了中华民族注重体验，注重经验，注重整体宏观感受的审美思维方式。说到底，就是心与物，情与景，境与意不分彼此的完全交融，即“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王夫之《唐诗评选》），这与西方文学创作推崇的典型论大相径庭，是有着中华民族思维特色的审美智慧。

（摘编自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

相传苏东坡与苏小妹一起论诗，苏东坡吟一句“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小妹却评之为“下品”，说不如改为“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吟诵玩味片刻，不禁击节称妙。

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知识付费让知识的获得者间接向知识的传播者与筛选者给予报酬，而不是让参与知识传播链条的人通过流量或广告等其它方式获得收益。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商业价值。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付费的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某种意义上，正是糟糕的免费内容太多、太杂乱，反而增强了人们对精品内容付费的意愿。

知识付费让知识的接收者为所获得的知识付出金钱，有利于补偿知识传播与筛选的成本，并给予知识产生——筛选——传播链条的参与者以经济报偿，利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传播过程中。选择太多，用户自己选择的时间成本增加，愿意通过付费来代替个人搜寻选择，这使知识付费成为可能。你没看过《欢乐颂》，但是看过几篇有关《欢乐颂》的文章，你就有了和别人聊天谈话的话语权；你没读过《必然》，但是你买了，遇到这个话题你就可以插嘴聊两句；你没看过《大鱼海棠》，但是看了别人的影评，你就敢像看过一样说这是一部好片。用户愿意为内容买单，内容实际有效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云、柳传志、雷军推荐了，你看了就会有成功人士的感觉，你和别人聊天就会有话题。

（摘编自“百度百科”《知识付费时代，你为你的智商交了多少钱？》等）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主动送给孔子十条干肉的，他就愿意收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这股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地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摘编自《“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有删改。原载《光明日报》）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有改动）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的经营管理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①流行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社会大众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流行文化在文化主体和文化功能上与其他文化形态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它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具有娱乐性，在一定的时期内成为某些群体稳定的生活行为方式。

②流行文化与其他文化都是在人类长期生产生活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它是一种更显著的信息交流传播方式。在大众传播充分发展的情形下，流行文化才得以产生和扩散，而大众传播媒介也是流行文化所利用的关键形式。从信息传播角度看，流行文化的形成是人类在信息传播互动中产生的某个文化现象作为一个讯息元素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信息的传播互动被许多人迅速认同、模仿，并将其作为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程。文化行为或实体要被不同群体的人们所接受并形成流行，就要有更多受传者的需求基础。一条传播的讯息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各种需求，不同群体的成员才会进行记忆和实践，最终形成流行文化。

③大众传媒也会对流行文化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在人们平日的生活中，人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媒介，并将其作为娱乐消遣的对象，人们正因此而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也使得人们减少了选择各种文化的机会。大众传媒不知不觉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时间安排，干扰了人们对其他文化的选择。其次，大众传媒由于传递单一的文化元素，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大众传媒的即时消费性致使它不能深度阐释文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把原先的理念和观点模糊掉。例如我们经常过度使用手机，造成不可摆脱的媒介依赖；我们所接受的观点和想法一定要从媒介中查找来源；我们更倾向于在虚拟的现实中表达自身观点并且逃避真实的社会交往。

④基于此种情况，流行文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难以引领新风尚，使得文化本该有的功能出现异化。 而文化垄断、强势话语使流行文化开始出现西方价值取向。一些发达国家凭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利用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生活习俗、思考问题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对别的国家潜移默化地进行渗透。如日本的动画片《蜡笔小新》《机器猫》《火影忍者》等，以及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为中国观众所追捧，靠精彩的剧情、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诙谐幽默的风格占领了流行文化市场，人们在津津有味地欣赏影视作品时，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因为流行文化拥有强有力的渗透力、感染力、同化力，先进且具有优势的文化会凭借流行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强有力的侵占和改变，从而使落后地区的流行文化出现异化、扭曲。

⑤大众传媒对人性的重新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使得个体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可以促进流行文化的合理发展，因此，把握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影响的整体脉络，不仅有利于文化的共荣，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摘编自刘馨政《大众传媒对流行文化传播影响探析》，人民网2018年5月17日）

材料一

共享经济有助于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产业模式更新滞后的阶段，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供给失衡的情况：一方面市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库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一状况的解决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优化产能，注重需求方的需求，提升合理的供给能力。

共享经济的出现带动了资源的再分配，使部分资源得以重新组合；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共享经济的参与成本低，平台参与度、发展迅速，对传统商业市场造成了冲击，削弱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竞争力。以滴滴快车与出租车相比为例，滴滴快车的司机税收政策不明确、收费低、接单多。而传统的出租车因为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打车费用高而逐渐失去市场占有力。这自然会引起传统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不满，出租车司机抵制“专车”司机的情况屡见不鲜。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经济模式，我国还未对共享经济颁布明确的责任追究、税收监管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共享经济大都是通过网络手段来进行认证，资质认证门槛较低，交易平台很难提供足够安全的保障，一旦出现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厘清真正的责任人。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治理对策》，《国家治理》2018年37期）

材料二

2012—2020年中国互联网共享经济行业规模及增长率预测

2019年中国网民使用共享经济产品情况调查

（摘编自《2018—2019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在行业成熟度比较高的共享模式中，一些现象偏离了“通过激活社会存量资源来创新经济发展”的初衷。名曰共享经济，其实是资本市场的包装，往往多于盈利模式的创新；个性化服务的提升，也可能多于社会公共成本的节省。比如，最初的网约车，说好了是利用空闲私家车和空余座位减轻交通压力，结果却催生了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到底是提升了资源利用率，还是增加了通行压力，这笔账并不那么好算。如今的共享汽车，也是走的类似模式，更多是通过增量服务释放了潜在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共享经济光谱中的不同价值增量。倘若共享成色更浓一些，比如对顺风车、拼车、合租等优化闲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应该以宽容发展的原则，创造适应新业态发展的宽松环境，扶持它们形成站得住脚的盈利模式。而偏向提升服务水准的共享模式，则要相应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审慎研究行业准入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处理好其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最终在平衡中把握机遇、化解冲击。

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互联网技术或者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也应警惕纯粹的逐利彻底压倒实现社会价值增量这个目标。抵御住资本套利的诱惑，致力于价值的共赢，共享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摘编自刘天亮《共享经济应追求社会价值增量》，《人民日报》2017年2月17日）

材料四

共享单车、共享医疗、共享充电宝、共享厨房、共享衣橱，共享雨伞……距离被称为“共享经济元年”的2015年已过去了4年，中国共享经济迅猛发展，已渗透进许多细分领域和市场，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蓝海。中国共享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世界瞩目。外媒注意到，中国共享经济正在转型中稳步发展。

西班牙媒体称，借助移动应用程序共享各种资源，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数以百计提供各种共享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西班牙《发展报》称，除了共享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外，中国人又开发出其他的共享服务，如篮球、手机充电宝和雨伞等。

“共享经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称，中国企业带来的“共享经济模式”正在掀起一股新潮流，美国企业也在争相模仿。从“共享经济”的传播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企业有能力进入新市场，引领全球的新经济潮流。

“中国服装和自行车会员制服务随着共享经济发展不断增长”，《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9月3日刊文称，中国广泛覆盖的快递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们愿意分享更多的物品的转变，以会员制服务为基础的业务在中国正不断获得增长。中国共享经济正从音乐，流媒体视频推广至有形消费品，比如服装、自行车，化妆品，鲜花等。

[摘编自《共享经济告别”野蛮生长”》，《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9月16日]

日前，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健委共同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亮点纷呈，直抵人心。无论规定之细还是针对性之强，乃至措施之实，都可圈可点。“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不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其结果就会让新《规定》沦为银样镴枪头，看起来煞有介事，实则不中用、不实用。

校园食品安全之所以时有发生，一大原因就是监督失灵，该监管的不监管， ① 。纵观新《规定》，在监管方面至少有三个新的特点：一是强化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二是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学校集中用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三是重视学校食品安全的社会共管共治。从一定程度上说，家长最关心孩子健康，最有动力行使监督权。如果家长也能参与食品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并拥有尺寸之柄，准确掌握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等信息，那么校园食品安全就会多一重保障。一言以蔽之， ② ，多一些监管才会少一些隐患，校园食品安全的重锤须“砸”进监管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