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不断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成为文艺创作的新风尚。从流行的各类文创产品到“戏曲进校园”“非遗进课堂”等活动，从以《千里江山图》为创意起点的舞剧《只此青绿》到以唐俑为灵感创作的节目《唐宫夜宴》，从文创热、汉服热到传统生活美学的讨论……可以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多方位、多层次的。这些成果正在滋养着当代文艺创作。

如今，传统文化的营养日益构成当代文化的底蕴，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言谈举止、行为规范、社交礼仪等。当然，也包括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基于此，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更要善于发掘中华文化资源，立足时代语境和文化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创意和技术的融入。因而，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当代艺术创作，不是对古典艺术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融入当代文化视野和审美理念的一种艺术创造，其形态和意蕴既是古典的又是时尚的，彰显的是当代人的艺术想象力和审美表达力。比如，借助良好的创意和数字化技术支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戏曲研学创演节目《拿手好戏》，以沉浸式体验为主，设计闯关谜题，锤炼学员们的唱念做打与手眼身法功夫，开播以来受到观众好评。这个节目正是通过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通过唯美的视效，展现传统戏曲的隽永魅力。沉浸式体验、影视化呈现、时尚化表达，使大众对戏曲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真切的感悟。引发观众感慨“美哉”的，是历史情怀，是中华传统美德与价值观念，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密码。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知易行难，是一条考验认知、考验审美、考验技术的路。这条路只要走通畅，一定会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大有裨益。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审美意蕴的中国当代艺术，让受众更生动地感知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同时，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彰显中华美学风范。

（摘编自范玉刚《传统文化应有当代表达》）

材料二：

作为传统文化的新载体，虚拟数字人将传统之美与科技之美有机融合，打造出全新的IP形象。比如，“天妤”的设计以传统飞天和唐代女俑为灵感，她衣袂飘飘，妆造典雅，发型设计是“双环望仙髻”；头上戴的嵌松石花钗、珍珠流苏花钿等饰品，是在史料基础上，参考唐代出土文物设计而成；妆容上使用的黛眉、斜红、莲花形花钿、桃花妆容，则还原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女俑妆容，通过对虚拟数字人外在形象的打量观赏，观众得以与中华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亲密接触”。

数字人的设计制作并非易事，既需要技术支撑，又需要文化打底。传统文化类数字人的设计制作，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研究、整理、应用、传播的过程。比如，为了让“苏东坡数字人”贴近苏东坡的原貌，中华书局在容量超过70亿字的古籍大数据中心进行海量搜索，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关键词精准抓取到一批涉及苏东坡客貌形象的古籍文本数据。同时，又通过图像搜索技术，抓取了由宋至清涉及苏东坡的100余幅画作，既包括苏东坡的单人画像，又包括如“西园雅集”“赤壁”等主题的群像以及若干石刻画像拓片等，从而初步形成对于苏东坡客貌形象之“古籍真实”的把握，然后再由权威专家进行系统校验，确定下来超写实“苏东坡数字人”的每个细节。由于这种整理和研究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应用性”，所以能够有效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非像纯学术研究那样，研究成果大都只能存在于论文中。

数字人要在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效发挥作用，可以始于颜值，但最后还是要终于价值，因为人们开发数字人，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为了使用。

2022年7月，身着汉服的“艾雯雯”在国家博物馆上岗。她穿梭于国博各展厅，为慕名而来的全球游客介绍着国博140多万件馆藏文物。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文夭夭”，除了在各大博物馆提供讲解、导览服务，还担任“文博虚拟新闻官”，经常跟随展览出海，传播中华文化。

在传统戏曲领域，数字人的身影也越来越活跃。京剧领域已出现“梅兰芳孪生数字人”，粤剧界已诞生粤剧数字人“小勤”，而“秦筱雅”则是秦腔数字人的代表。“梅兰芳孪生数字人”甚至还现身梅兰芳大剧院，并与台下观众深情互动：“距离我上一次登台已经过去了60多年，没想到我们又重逢了。”那一刻，数字人不仅复原了梅兰芳先生的形态、声音及面部表情，也让人看到了传统戏曲振兴的希望。

数字人让大量文化瑰宝重新“复活”，以科技手段让传统文化走进烟火生活，焕发青春活力。可是，数字人建设毕竟刚刚起步，在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其中，内容生态是制约数字人发展的最大瓶颈。虚拟世界中的“你我他”，即使只是存在于数字空间中的化身，也需要现实生活内容作支撑，需要“故事”来引流。唯有如此，数字人才能既拥有好看的“皮囊”，又拥有丰满的“灵魂”。

（编自俞国林王建《数字人：用科技激活传统文化之美》）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城市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累积下来的牌坊、院落、街道、老民居等文化遗产构成了城市文明的基本形态。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活着的传统，更是代表城市独特性的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利用好文化遗产，有利于激活城市活力、塑造城市品牌、增加城市魅力。

城市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可城市更新又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其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既不能进行大规模改造，也不能将文化遗产封存固化，而应采取一种渐进的、由点及面的城市更新方式。具体而言，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和最大隐蔽原则，在保护城市整体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老城进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针对基础设施进行活态化改造，按照“点（文化遗产建筑）、线（历史文化街区）、面（活态城市空间）”的顺序进行老城更新。

文化是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尤其要注意的因素。城市更新改造时，“被保留”的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静态化修辞的“建筑”而存在。要想让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以“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的方式，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对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微改造，如增设社区美术馆、创意书店、生态绿地等，以实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百姓生活的活态融合。作家冯骥才在描述对历史名城巴黎的观感时曾说，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圣母院等，只是“历史的几个耀眼的顶级的象征”，而巴黎真正的历史感则表现在城中一片片的老街和老屋中，因为这些昔日的空间中有活生生的历史，有血有肉，生动而真实。

因此，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追寻历史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建立诸如“老北京文化活态博物馆”等以居住为主要形态的社区，使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展示。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就要通过文化遗产增加社会互动、突破传播的时空限制、建构新的传播模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文化遗产的价值脱离不了其原本的社会体系，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中，不仅要关注媒介对文化遗产器物层面的信息呈现与符号表达，更应利用新媒介的传播优势阐释文化遗产的符号所指和意涵。文化遗产传播是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不能将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存量看待，例如将文化遗产看成文物、遗物、不动物、过时物等，而应将其看成动态的流量——随着多媒体、互联网、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文化遗产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将得到空前增强。

总的来看，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产生社会效益，还具有凸显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化效益，更能提升城市的魅力和国际影响力，更能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于小植《在城市更新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材料二：

有着2800余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宛若一幅行走的画卷，呈现出“明清时期汉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万千气象。古城内，大街小巷纵横，300余处文物、近3800座古民居错落其间，相映生辉。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平遥有了世界坐标，中华血脉绵延未来。

古城南街窑门巷12号，历经300余年岁月，迎来了“逆生长”。政府出资6.7万元，将破损严重的地方修好，把西边倾斜的小二楼扶正。近10年间，平遥古城先后投入1500余万元财政资金修缮了104处院落。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挂上了“历史建筑”的标牌。

“80后”肖旭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在外从事文创产业多年，返回故里专事汉服研究与旅拍，复原了双林寺“供养人”服饰，少女们身穿这样的服饰在古城徜徉，“活起来”的文物走进更多年轻人的世界。像这样返乡创业的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平遥漆器产业不断发展，“国礼”品牌快速发展……

走过2800余年，古城依然有着蓬勃生命力，至今，在这里还居住着4.2万城市居民。近年来，当地政府在开发旅游的同时，高度重视百姓生活。平遥人也为保护古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平遥古城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样貌。

山西省政府下发文件，规划建设平遥非遗数字展示馆，打造中国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并将之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平遥古城历久弥新，未来可期。

（摘编自李倩倩、侯琎《山西平遥古城：守护千年 今又芳华》）

材料一：

人民性是文化、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其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典现实主义受到欧美现代主义的挑战，大量的欧美作品翻译过来，一度取代了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与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一起开辟当代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如意识流小说、现代派、荒诞派，黑色幽默，直至后现代式的先锋派……中国文学无疑在艺术上上了一个台阶。然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先锋派，都属于阳春白雪。艺术创新固然需要，但文艺的人民性在任何时候，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和责任。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现实主义获得了一次崭新的再生。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铁凝、王安忆、阿来都各自写下既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特色，又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的作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中国文学走向市场化的时期，市场化在客观上解决了文艺走向大众、面向大众的问题。图书市场的销量、电影市场的票房，就足以使大众成为接受的主体。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产品，它使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地分享文艺作品的各种成果。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也并非因此而演化成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的普遍性的概念。在“阶级论”被淡化后，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无疑使文艺具有了人民性，但它与文艺的人民性的经典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文艺的人民性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要引导人民积极向上，要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人民性无疑还是占据文化领导权地位，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

新时代赋予文艺服务人民以新的内容，同时也赋予人民性以新的内涵，也可以说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新人民性”，这就是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放在首位。正是因为“新人民性”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而才能如此信任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当然，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互联网众声喧哗，社会的复杂性表明，文艺依然不能放弃正面引导人民群众的责任。在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文艺繁荣格局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无疑应该始终起到引领作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民性”才能真正圆满实现。

（节选自陈晓明《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

材料二：

中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满足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对于诗歌的精神生活需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其所谓“天意”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而人间的主体就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诗歌作品满足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在中华诗词文化发展史上，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性诗词文化的精神接力和审美传递，中华诗词文化的主旋律和正能量才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性诗词文化得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实践与推广。我们不仅大力挖掘中华古典诗词的人民性文化资源，而且全力弘扬中华近现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精神，由此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在前贤的基础上努力开创中华当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中华人民性诗词文化的当代价值，比如从政治思想、社会建设、文化传承、历史积淀、审美趣味、学术资源等等。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教文化传统中，始终绵延着生生不息的儒家民本主义诗学血脉。从屈原到杜甫再到龚自珍，中华诗词的儒家民本文化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封建忠君思想而加以否定，只要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进行合理的扬弃，中华古代儒家诗教文化传统就能转化为中华当代人民诗教文化新传统——这已经在中华诗词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得到证明，而且在中华当代诗词文化建构中也取得过成功经验。只要我们的诗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坚持对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现代化建设中探索出一条中华当代人民诗教的新路。

（节选自李遇春《中华诗词文化的发展演变、当代形态与价值》）

材料一：

在网络修真小说之中，常常有今不胜古的时代感慨——古代仙器法宝的价值和内涵力量，往往超过较近的时代；可对于网络文学本身参讲，却是古不胜今。现在再看看十五年前、十年前，甚至是三四年前的作品，都会感到哪怕作者在文笔、内涵、火候等方面的深厚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现在顶级的网络小说创作者，可在创作的类型和形式上，却已经只能用“时代的眼泪”这个词汇来形容了。随着2012年以来“超级 IP时代”的到来，得益于文娱行业的深度介入，网络文学发展演化的速度，像是按下了一个十倍的加速按钮一样，我们完全可以说，现在的中国网络小说正处于它最好的时代，也是最有挑战的时代，或许可以用“白金时代”这个对网络小说创作者来说比较熟悉的词语来命名。

新的时代力量和平台力量，将不同领域的文学资源重新聚合了起来，并通过一种最符合市场经济的结构，形成了一种像山洪一样裹挟一切的强大合力。在这种时代力量下，文学资源的重新聚合，正在达到甚至超过近现代文学初创时期的那种超强生命力，甚至攀越并“超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典小说时代——获得比明清时代更高维、更多场景的孕育文学生命之力。

话说回来，明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民国时期现代文学的普及与发展，也同现代工业条件下印刷出版业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种时代和平台的变革，是文学形态本身创新的一大主要推动力。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变革力量和出版行业环境的整体变化，同样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石昌渝先生曾经评论说：“中国书籍形制，从甲骨、钟鼎、竹简到丝帛，都不可能、也不屑于承载供人们消遣的俚俗的白话小说。它们的材料和书写成本都太昂贵……只有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而且是在印刷业发展到商品化程度较高、一般出版物可以为社会有闲阶层购买而出版者又有利可图的时候，白话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才能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到了清初的金圣叹年代，本被清高文人们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俗文”如《水浒传》等作品，已经能够入堂堂之室，成为文人墨客争相阅读谈论的作品。到了《红楼梦》时，评价就已经是“书中无一正笔，无一呆笔，无一复笔，无一闲笔”了。“小说俗文”的力量，就此勃发喷涌，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在一个时代里彻彻底底地更新换代。

从历史来说，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发达和兴盛，往往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社会经济基础的兴盛，是通俗文学勃发的根本基础。时代背景、经济基础和平台条件……构成文学“形态”、行业“业态”以及产业“生态”系统重塑的核心力量，再加上我们所说的受众需求如网络青年“心态”、从媒介之变到网络连接的“状态”——这“五态”就构成了考察“新时代、新文艺、新网文”发展态势的最好景框，中国的时代背景、经济基础和产业平台，正赋予网络小说一种独一无二的“五态”。反过来，亦是如此。正是这“五态”的发展演变，让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文学的心态、形态、状态、业态和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与趋势，何以成为映照“中国好时代”的最佳文本、故事和影像。对于当今时代的网络小说来说，最大的幸运，或许就是身处在这个正在促成中国文学再度更新换代的大时代之中吧，并且成为映照、重组甚至开创这个“中国好时代”的最佳故事。

(摘编自庄庸主编《中国网络文学阅读核心书目》)

材料二：

对于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有人形象地称之“野蛮生长”。这个比喻暗含的判断是：学术界对网络文学的评价和研究显得滞后且零散，双方未能形成必要的互动。但近年来，文学界对网络文学的关注与日俱增，通过接受网络文学参与重要评奖、吸纳网络文学作家进入作协、设立网络作家协会和专门的网络文学奖项、为网络文学编年和写史等，明确地表达了接纳并引导网络文学发展的意愿。

然而，网络文学的特殊性，恰恰也在这里。无论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反应滞后还是及时，评价零散最还是密集，接纳是被动还是主动，似乎都不曾从根本上影响其发展。从过去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燎原之势，网络文学表面上以某种“自在”而“自为”的状态在发展，其内在逻辑实则不无矛盾。

一方面，网络文学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容纳广阔的题材、丰富的类型和多样的风格，简直称得上“网罗文学”。随便点开一个网络文学网站，题材类型应有尽有，作品分类混乱芜杂。有人或许会认为：分类标准的杂乱反映出兼容并包的心态，这正是网络文学生长壮大的根基。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网络文学又始终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强烈冲动，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文学。网文圈的作者、读者和观察分析者，非常乐于将此前所有文学统称为“传统文学”，以显示网络文学具有无可替代的当下性。他们甚至发明了“传统网文”的概念，以期待更具新鲜感的网文出现。网文圈还形成一套迥异于“传统文学”的评价方法：描述阅读趣味，有“快感”“爽点”“梗”等名词概念；评估作品潜力和影响力，则有点击量、订阅数、打赏和互动数等量化指标。

(摘编自徐阿兵《网络文学，只是“网罗文学”？》)

材料一：

要谈论公共艺术教育，首先需要明确其内涵和功能。这里的公共艺术教育，是指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对公民实施艺术教育的活动，其功能是涵养公民的品德和修养。当前，公共艺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普通的个体人格涵养途径提升到整个国家文化建构的战略高度，进而有可能释放出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由此，文化自信视角下的公共艺术教育当前正面临新的机遇：可以同时打开相互联系的古典性、现代性和外来性三重维度，以古创今、以今通古、以外为镜，提升公民文化自信、涵养健全人格，承担起改善当代公民生活方式的新任务。

这里的三重维度，并非来自于对公共艺术教育的纯逻辑或纯理论判断，而是来自于对它的当前历史境遇的宏观性关切和整体判断。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等于为公共艺术教育开掘了两大文化资源：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同时，他也就开掘这两种中国文化资源与借鉴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阐明了方向：“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显然，运用中国古典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与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之间，应当形成互动、互通和共享的关系，以便共同服务于“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这一目标。

（摘编自王一川《文化自信视角下公共艺术教育的三重维度》）

材料二：

按传统分类，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有认知、道德和审美三种。认知思维追求真，发展着人的智力；道德实践追求善，发展着人的德性；审美体验追求美，发展着人的情感。艺术则是一种审美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它和认知思维、道德实践一起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而且还能为人的其他各种能力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助力。因此，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艺术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把艺术置于人的现实生存和发展语境之中，为艺术教育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

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偏于感性的创造性的掌握方式，在艺术中，人的感知、想象、情感等感性能力和素养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这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并非专注于对象的性质，而是关注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蕴含着很多关于宇宙、人生的感悟。正因为艺术更多地显示了“意义”，因此与揭示事物性质和规律的科学认知不同，它可以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产生深刻影响。

艺术的实践并非主要建构现实的对象，而是偏于创造非现实的心灵时空。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也有物质性的一面，表面看起来似乎与工匠的劳动成果并无区别。但实际上，艺术家创造的那个“物”是一种意象的替代品，其审美和人文价值不在于物本身，而在于这个物所能体现的意象。例如，一件雕塑品，在非艺术眼光里，等于一件普通物品：它有物的重量、体积等。但在艺术眼光里，这件雕塑品是一个活生生的意象。当人用艺术的眼光看这件作品时，雕塑的物的属性褪去了，而在观赏者的意识中产生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意象。法国雕塑家罗丹这样描述他对古希腊雕塑品《断臂的维纳斯》的感受，他说：“这是真的肌肉”，“抚摸这座像的时候，几乎会觉得是温暖的”。一块被雕琢过的石头，在这位雕塑家眼里完全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意义的。当我们谈论一件艺术品时，“艺术品”有多重存在样态：作为物理存在的一个物品，作为可对其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作为可在市场上交易的一件商品等，而这些其实都不是具有艺术特性的存在。艺术品的独一无二性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虚拟时空，创作者或欣赏者可从中体验自然和生活的诗意，领悟生命的意义。此刻，艺术品是超越了“物性”“现实性”的创造性意识的对象，此刻的艺术品是富于“灵性”的。艺术的“灵性”状态是对人的生存的现实状态的重要补充。它通过想象创造的虚拟时空，使人的生存时空大大拓展了。这种生存的丰富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含义之一。

（摘编自杜卫《关于经典艺术人文价值的阐释》）

材料一：

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而言，它的关键是要突破限制工商业生产的约束。工业生产的前提是商业，没有商业，工业大规模生产是没有意义的，只能积压浪费。西方近代化的进程就是从商业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起始之地意大利，分布着众多城市小国，都极度依赖商业。近代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化进程上先于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江户时代的日本已有较好的商业基础。中国从汉代以来的历史，抑商是主流，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结合制度与思想在内的结构。明清之时更是走向了闭关锁国的道路。中国近现代革命打破了这种结构，突破了限制商业发展的关键约束。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从微观上来看当前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发展最好的省份都是商业发达的省份。各方面发展最均衡的浙江省在这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技术、优惠政策、区位都不是最好的，但是浙商的渗透力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

站在当代来看所谓“内卷”问题，不难看出，中国已经走出了农业时代，突破了农业时代的关键约束。当代中国是国际大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尤其受互联网经济推动，从前偏远的乡村也融入到市场之中，国际商品与服务同样能够惠及一般民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开放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如此繁荣的商业，受惠于此，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已经是美德日三个工业发达国家之和。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工商业生产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当前正在努力促进法制与法治建设，正在努力促进释放经济要素的制度改革，这些软件上的建设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切实可期的未来。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当下的发展，至少在宏观的层面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内卷”的问题。不否认，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在局部领域的确存在目前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把这样的问题上升到宏观层面上去，无疑是把问题扩大化了，而且不利于我们发现导致问题的原因，发现限制发展的关键约束。

一些人笼统地把问题归咎于体制设计，对解决现实问题是没有帮助的。这种“定体问”首先预设存在一个完美的制度，有了它，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无疑是过于简单、过于理想化了，因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从来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来没有只有获得没有付出的好事。以“内卷”为中心的思考就暗含着“定体问”式的逻辑。不否认当代中国社会存在许多社会矛盾，不过我们面对社会矛盾时，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内卷”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内卷”可以促使我们关注文化与社会发展停滞的问题，注意到这类问题存在的普遍条件。

我们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中获得了两条认识，可能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保持交流的环境。当前，西方某些势力试图封锁中国，但是只要我们不自我封闭，这样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党中央提出继续扩大开放的政策，是非常合理、非常有眼光的。第二，注重突破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关键约束。这也是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意义所在。这里准确把握什么是时代发展的关键约束至关重要。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型之中，我们不仅摆脱了百年的屈辱，正在走向繁荣富强；同时，我们正在摆脱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走向民族复兴；我们还处在一个具有万年尺度的历史变化中，从农业时代走向工商业时代，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模式。回望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先辈披荆斩棘，不断突破重重障碍的艰难；展望未来，我们也理解中国发展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戒骄戒躁，不慌不乱。把握关键，胜利可期。

（摘编自陈胜前《当代视角下的内卷化及其价值》）

材料二：

这两年流行一个词，叫“内卷”。这本来是加州学派对中国清代历史的一个总结，但是现在呢，被用于形容一切竞争。你说高考竞争是内卷，这还有点道理，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市场竞争都是内卷，这个词就被用坏了。

内卷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是指那种即使在局部玩命地投入资源，但在总体上也没有实际收益的竞争。

比如说，清代的中国，人口太多了，以至于劳动力价格便宜到了极点，那大家都没有在技术上做投入的动力，因为用机器还不如用人呢，那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这叫内卷。

看看中国现在的市场，明显不是这种情况。中国的市场其实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投入一点技术资源，就能让整个行业的技术含量更高，或者投入一点设计资源，让产品更好看一点，服务更贴心一点，在总体上都会带来巨大收益的，这样的市场怎么会是内卷呢？

（摘编自罗振宇《逻辑思维》）

材料一：

“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后来被孔子描述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义以为纪……是谓小康。”在孔子看来，“大同”与“小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倡导“天下为公”，而后者则表现为“天下为家”。“大同”因何而“大”？因“天下为公”而“大”。“小康”因何而“小”？因“天下为家”而“小”。“小康”因何而“康”？因“礼义以为纪”即确立伦理道德规范而“康”。在中国话语中，“康”既是指身体上无病，又是指生活上无忧，所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因此，“小康”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通向更高文明形态的道路。从“天下为家”的“小康”出发，可以渐次通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之境。可见，全面把握传统“小康”概念，需要抓住三个关键词：一是“家”。家是“小康”的社会基础和逻辑起点，小康社会因“天下为家”及“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显其文化境界之“小”。二是“康”。小康社会秉持“礼义以为纪”，因确立伦理道德规范而实现“康”。三是“大同”。小康社会以“小家”为发展动力，又以“礼义”而超越其“小”、实现其“康”，是由“家”之“小”通往“天下”之“大同”的康庄大道。

作为现代话语的“小康”与作为传统话语的“小康”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虽然在现代语境中，“小康”不以所谓“天下为家”为标志，但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改革开放到当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家”确实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充分释放以“家”为单位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现代语境中的“小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的发展目标，在所有制基础和价值取向上都凸显了一个“公”字，这与传统语境中的“小康”将通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具有相通性。

然而需要明确，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中，与“小康”对应的概念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小康”的前景，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是由“小康”走向“现代化”。正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中，现代的“小康”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小康”概念。进一步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小康”，其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其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与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时代的传统“小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小康”概念的升级版，“全面小康”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度建构、文明形态等诸多层面对传统“小康”概念进行了科学扬弃。

（节选自《发掘阐扬“全面小康”的伦理学意蕴》，《人民日报》2017年3月21日）

材料二：

当代意义的小康与传统意义的小康存在着重大区别。这种区别集中展示了中国社会发展在当代实现的历史性跨越，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卓越智慧和巨大潜力。

首先，传统小康社会是个小康梦想，现代小康是即将变为现实的小康社会。在孔孟那里，小康确实是作为社会理想提出的，但对传统社会普通百姓来说，小康实际上只是一个梦想，很少有人能将其变为现实；即使将其实现也难以持久，即所谓“富不过三代”。因此，传统小康整体上看只是一种梦想，在传统社会的任何时代从未真正实现过。到20世纪80年代，小康是国家主要领导人作为国家建设目标提出来的，并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经过中国人民上下同心的艰苦奋斗，它即将变为社会现实，而且这种走向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改变的。梦想和现实是两种小康社会最直接的区别。

其次，传统小康主要是指经济小康，当代小康是全面小康。传统小康是广大处于极其贫困状态的穷苦百姓所希冀的吃饱穿暖之梦，是“温饱之家”的梦想，通常不包括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更没有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传统不同，当代小康是全面小康，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进步，全体人民从这种进步中充分获得权益，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普遍提升。当代小康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落脚于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再次，仅就经济而言，两者在生活质量、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天壤之别。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基本上是一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与这种自然经济相适应，形成了“安土重迁”“重本抑末”观念，这些观念导致人们重视、崇尚农业，轻视甚至贬抑其他产业特别是商业，即所谓“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生活在这种自然经济下的百姓，靠天吃饭，生活贫苦，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有可能颗粒无收，饥寒交迫，甚至流离失所。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推进工业化，走上了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物质文明日益繁荣。因此，当代小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吃饱穿暖，而是现代意义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追求的是人民共同富裕。

（节选自江畅《小康社会理想及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