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 21 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二:

日前，美国百名中国通学者与美国退役军官、情报人员相继发表联名公开信。前者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反对遏制中国；后者认为中国是威胁，鼓励美国政府坚持对抗中国。

观点截然相反的两封信恰恰反映了世界面临大变局时对中国角色投注的特别关切。北京观察家认为，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承压受力面相对较大的国家，中国如何应变、特别是如何不变，是考察其在世界变局中作用的重要指标。

在世界乱局变局仍在持续、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在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坚持“和”“合”理念，一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球共同开放的推动者，将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机遇，释放更大红利；另一方面，通过倡导多边主义、维护共同安全、力促合作共赢、推动开放包容、秉持公平正义，为世界稳定增添了新信心，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前景。

（摘编自朱方芳《“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的应变与不变》）

材料三: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做“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做架桥者而不是挖沟者”。这既是中国的“知”，更是中国的“行”。

向内看，应对大变局，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面对世界经济的“微妙时刻”，中国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现代治理能力。

向外看，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之际，中国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面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中国始终坚守可持续发展承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进博会、世园会、文明对话……从思想理念，到机制建构，再到务实合作，中国方案、中国作为，契合新世纪的全球需要，正在凝聚起越来越多国际新共识。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越织越牢固，国际“朋友圈”越建越红火，聚集的“人气”越来越旺。

（摘编自新华网《在世界大变局中奋进新时代》）

材料一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但可通过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选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材料二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现代阿勒泰地区的人们仍以此为雪地出行方式。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应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这个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

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室韦”“拔悉弥”等古代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且滑雪板的形状前部演化为尖翅状。而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尤其是北方各民族发展出了各类雪上民俗体育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都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唐代时期，北方民族以滑冰开展狩猎活动，有些以木棍为杖滑行代步，也开始制作一些冰车、冰橇等，形成了原始的滑冰器具；宋代以后，滑冰运动被称为“冰嬉”，并且以人力牵拉的“冰床”作为滑冰工具已非常成熟；元代时期，冰床扩展为动物牵拉形式，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狗拉冰橇的情况；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冰上活动广泛应用于军事活动中，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部落时，依靠高超的滑冰技术赢得了数场战役，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满洲老档秘录》记载，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冰上比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广泛发展，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地丰富。

我国传统冰雪文化运动留下的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风采。让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方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新时代召唤作家聚焦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一系列反映精准扶贫的作品脱颖而出，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表达。

书写大时代，需要具备足够的思想穿透力，如何穿透繁杂的现实，在零碎的细节中把握时代的总体性特征、理解时代的精神内涵，对作家而言有相当的难度。善于将精准扶贫给当下农村、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置于丰厚的历史土壤中进行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贺享雍的十卷本《乡村志》本着“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的宗旨，以贺家湾为中心，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尤其将重点放在精准扶贫上。当精准扶贫被置于阔大的历史背景下，贺家湾也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赵德发的《经山海》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小引“历史上的今天”，将当下置于更加悠远的历史时空，把乡村扶贫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化都纳入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中映照出新时代的生机与力量。这些创作将精准扶贫工作置于较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有利于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乡村的特征，建构乡村审美经验。

驻村干部大都是从城市到农村开展扶贫工作的，“外来者”视角就成为当下扶贫文学的主导性叙事模式。但是，外来者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乡村内部，关涉到文学呈现出怎样的乡村经验，如果仅仅停留在无关痛痒的外来者视角或者机械的政策解读层面，就会影响写作的有效性。不少扶贫文学坚定人民性立场，采取平视视角，致力于表现扶贫干部的成长、帮扶对象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改善，成为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譬如《经山海》《天大地大》《酒是个鬼》等小说在外来者视角中加入成长小说的元素，将基层驻村干部的成长与乡村面貌和村民命运的改变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扶贫工作既是帮扶他人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机遇，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内涵。同时，扶贫文学并未停留在对国家帮扶政策的解读上，而是试图表明，政策的外在力量与农民内生力量的结合才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

火热的现实和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文学素材，扶贫文学中不少故事都直接源于作者的扶贫日记或访谈等第一手资料，这是时代与生活的馈赠。在充分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坚持个性化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韩永明的《酒是个鬼》延续了他一向关注转型期普通人精神状况的写作特点。晓苏在《撒谎记》中以不无反讽的笔法续写他的油菜坡故事，陈应松在《火烧云》不无残酷但也不乏温情的故事中丰富着他的神农架系列。这些作品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有作家鲜明的个人烙印。

扶贫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探索也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美学特质。扶贫工作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流程，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考核目标，如果没有独特的艺术眼光和感悟力，很难讲出好故事。同时，减贫工作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应当注意的是，简单化的乐观想象也会远离乡村现实。当作家以在场的姿态进入乡村的精准扶贫现场时，如何跳出繁复庞杂的表象，冲破僵化的思维定势，在更阔大的时空里建构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坐标，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摘编自李雪梅《扶贫文学：叙写新时代乡村传奇》）

材料一

当前信息的困境由过去的匮乏转化为过剩。一方面，海量信息以其无序性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无效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人们应用媒体的能力和时间有限，如何快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成为迫切需求。诸如“今日头条”等资讯类App，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过滤掉部分信息，在短时间内呈现给用户更多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信息过剩的困境。

信息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激化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市场需求决定着供给，用户对于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产生。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通过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实现有效的个性化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较之传统的人工信息在内容的把关上更为精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私人定制”感，真正实现了用户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摘编自齐沛尧《浅析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

材料二

算法主导的信息分配机制，高效地打造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时代。然而换个角度看，技术、算法与其说是引领者，不如说是迎合者；与其说是提供思考的导师，不如说是强化偏见的囚徒。技术为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开启了符合读者口味的一扇窗，却关上了多元化的一道门。我们或可名之为“孤岛效应”——在自我重复、自我肯定、自我强化中，公众的知识、思想逐渐固化，成为海面上的一座座孤岛。只看自己喜欢的、只读自己认同的，难免会带来固执己见、固步自封的危险。

（摘编自《算法时代，人民日报透过舆情看大势》）

材料三

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更多关注，催生了“流量焦虑”；而智能推荐改变原有分发模式，又带来了“算法焦虑”。流量焦虑之下，各种“哭晕体”“震惊体”频现，偏激观点、浮夸文风令人不适；算法焦虑背后，则是所谓的“推荐阅读”助长了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现实中，一些互联网信息平台确实在内容审核上下了大力气。某信息聚合类APP的员工中，内容审核团队几乎占去了一半。但“偏轨”问题一再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内容的生产靠“众包（一种新闻生产模式，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内容的分发靠算法，这些具有媒体属性的平台，既缺少“总编辑”，也缺少“把关人”，技术取代内容成了主角。生产和分发一旦“去编辑化”，审核团队人再多，也无法应付海量内容。而如果媒体平台变成了纯粹的流量平台，既难言质量，也难保导向。

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比如，在决定给用户推送哪些内容时，不但要考虑用户的个人兴趣和习惯，帮助他们“各取所需”；更需要对内容产品的质量做出全面评价，善于辨别真伪、敢于判断对错。技术不是号称中立、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启发思考、启迪智慧、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流量入口。

重视技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更需要保持技术敏感，学会“驯服”算法、驾驭技术。算法的优势在于充分了解读者、不断回应诉求。这也启示主流媒体，不能再“埋着头”创作、“仰着头”传播，而必须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让主流价值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摘编自《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①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②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③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④“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⑤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⑥“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有删改）

保护方言，守望乡愁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曾几何时，方言的存废问题，曾经引起激烈争议，但争论至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达成共识：推广普通话很重要，保护方言也很重要，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方言俗称地方话，是语言的变体，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除了交际工具，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在岁月与文明的浸泡下，方言承载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汉语方言也与汉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旅居外地的同乡人互相认同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标志，而且是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种种事实的一扇窗口。

今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繁花》让许多读者被上海方言蕴含的吴文化韵味所折服。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不止是《繁花》，从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运用方言所表达的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都让它们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从这方面讲，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如今，方言该不该保护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保护，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全国来看，汉语内部的方言、次方言、土语非常丰富，该保护到哪一级、哪些地域的方言？国家是否应该出台系统支持政策？是否应该将方言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回答。

所幸，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探索的步伐都已迈出。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在各方言区采取活态标本，建立方言档案——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思路，即在有能力做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前，先做好学术性抢救。而在民间，类似于“中国微乡音”汉语方言大赛这样的方言保护和传承活动正在兴起：在电视、广播中推出方言节目；方言进校园，让孩子们不忘乡音，记住乡情；移动互联网上更是出现了以乡音乡韵为纽带的社群，延续着方言的魅力。

时间不断向前，语言的融合与演进同样不可阻挡。一些方言会淡出生活，一些新的语言习惯也正在形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乡愁需要守望，而方言无疑是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珍视方言，其实是对文化根脉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讲乡音、守乡愁，让我们且行且珍惜。

A．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繁花》是用上海方言写成的，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时代主流的语言方式，其中的吴文化韵味吸引了很多的读者。

B．具体到如何保护方言，从全国来看，存在很多现实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国家是否应该出台政策支持，是否应该将方言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等。

C．保护方言的探索步伐已经迈出，在民间，出现了很多利用多媒体进行方言保护和传承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让乡音乡韵得以延续。

D．方言与乡愁有着密切的联系，珍视方言，就是对文化的呵护，是对历史的铭记。由此可见，只有保护好方言，才是对乡愁真正的守望。

A．很多方言写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从这方面来看，保护方言，也是传承地域文化的一种努力。

B．方言该不该保护，如今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具体到如何保护的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看法。

C．为更好地保护方言，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明确了先做好方言的传承和保护性工作，之后再做学术性抢救的思路。

D．讲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诚然，普通话作为交流沟通的工具，普及固然重要，而方言作为折射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窗口也应该得到保护和继承。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选择的自由，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