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城市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累积下来的牌坊、院落、街道、老民居等文化遗产构成了城市文明的基本形态。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活着的传统，更是代表城市独特性的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利用好文化遗产，有利于激活城市活力、塑造城市品牌、增加城市魅力。

城市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可城市更新又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其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既不能进行大规模改造，也不能将文化遗产封存固化，而应采取一种渐进的、由点及面的城市更新方式。具体而言，应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和最大隐蔽原则，在保护城市整体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老城进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针对基础设施进行活态化改造，按照“点（文化遗产建筑）、线（历史文化街区）、面（活态城市空间）”的顺序进行老城更新。

文化是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利用中尤其要注意的因素。城市更新改造时，“被保留”的文化不应仅仅作为一种静态化修辞的“建筑”而存在。要想让文化遗产成为活的文化，不能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而必须依托人进行活态传承，即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传承，以“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的方式，激发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对特定的文化空间进行微改造，如增设社区美术馆、创意书店、生态绿地等，以实现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与百姓生活的活态融合。作家冯骥才在描述对历史名城巴黎的观感时曾说，巴黎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圣母院等，只是“历史的几个耀眼的顶级的象征”，而巴黎真正的历史感则表现在城中一片片的老街和老屋中，因为这些昔日的空间中有活生生的历史，有血有肉，生动而真实。

因此，在探索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过程中，不仅要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追寻历史的角度、艺术审美的角度去操作，还要从关爱人、体谅人的角度出发，关心当下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地延续历史街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建立诸如“老北京文化活态博物馆”等以居住为主要形态的社区，使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街区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硬件展示。

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就要通过文化遗产增加社会互动、突破传播的时空限制、建构新的传播模式。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文化遗产的价值脱离不了其原本的社会体系，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中，不仅要关注媒介对文化遗产器物层面的信息呈现与符号表达，更应利用新媒介的传播优势阐释文化遗产的符号所指和意涵。文化遗产传播是文化遗产价值增值的过程。因此，不能将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存量看待，例如将文化遗产看成文物、遗物、不动物、过时物等，而应将其看成动态的流量——随着多媒体、互联网、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文化遗产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将得到空前增强。

总的来看，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产生社会效益，还具有凸显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化效益，更能提升城市的魅力和国际影响力，更能增强文化自信。

（摘编自于小植《在城市更新中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材料二：

有着2800余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宛若一幅行走的画卷，呈现出“明清时期汉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万千气象。古城内，大街小巷纵横，300余处文物、近3800座古民居错落其间，相映生辉。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自此，平遥有了世界坐标，中华血脉绵延未来。

古城南街窑门巷12号，历经300余年岁月，迎来了“逆生长”。政府出资6.7万元，将破损严重的地方修好，把西边倾斜的小二楼扶正。近10年间，平遥古城先后投入1500余万元财政资金修缮了104处院落。这些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挂上了“历史建筑”的标牌。

“80后”肖旭是土生土长的平遥人，在外从事文创产业多年，返回故里专事汉服研究与旅拍，复原了双林寺“供养人”服饰，少女们身穿这样的服饰在古城徜徉，“活起来”的文物走进更多年轻人的世界。像这样返乡创业的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平遥漆器产业不断发展，“国礼”品牌快速发展……

走过2800余年，古城依然有着蓬勃生命力，至今，在这里还居住着4.2万城市居民。近年来，当地政府在开发旅游的同时，高度重视百姓生活。平遥人也为保护古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平遥古城基本保持了明清时期的历史样貌。

山西省政府下发文件，规划建设平遥非遗数字展示馆，打造中国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展示示范区，并将之发扬光大、推向世界。平遥古城历久弥新，未来可期。

（摘编自李倩倩、侯琎《山西平遥古城：守护千年 今又芳华》）

材料一：

文化自信自强，包含坚定文化自信和推进文化自强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范畴。文化自信涉及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文化自强则需要通过发挥文化建设铸魂、塑形、启智、润心、赋能等独特功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现文化价值固基、文化体系完善，文化动力强盛的目标，一方面，需要我们提振民族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注重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延续文脉，持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另一方面，需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提升文化自信自强理念，使文化建设成果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相适应，同国家社会建设趋向相协调。

我们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开启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寻根、承续与拓展旅程，从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新成果；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置于世界文明发展视域中全面审思检视，从观念、制度、行为、物质和精神等层面，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尤其要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原则，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和实践创造精神，立足中华文化立场，将文化自信自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谱写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长卷。

（摘编自蔡劲松《以文化自信自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文化长卷》，“人民论坛网”2022年12月3日）

材料二：

中华创世神话学术高地建设工程以学理上能贯通、学术上集大成为学术目标，通过历时五年的辛勤工作，首次对中华创世神话进行了全面的学术梳理和探索研究，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考古学研究早已证明人类文明起源并非一种模式，中华文明起源具有独特的路径。对中华创世神话的分析既是建立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起源叙事，从而完善人类文明起源叙事的尝试，也是与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起源叙事进行平等对话。

中华创世神话不仅涵盖了人类文明起源的一切要素，更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华路径，是独特的人类文明起源叙事，研究表明，中华创世神话是以神话叙事方式建构的文明起源过程，内容涉及人类文明起源的诸方面，如自然和人类的起源，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道德文明的起源，民族与国家的起源等，作为独特的文明起源叙事，中华创世神话不仅诠释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还表现了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的趋向于坚守传统基础上创新的渐进性思维。

对中华创世神话谱系的植理，不仅是对人类文明起源进行的系统性建构，也揭示出中华创世神话内容的演进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事实，是当代进行中西文明对话的重要材料。研究表明，具有文明奠基意义的中华创世神话不仅对自然和人类起源进行了解释，也追溯了早期社会关系的产生，并对国家的产生和治理规则进行了建构，最终成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文明精神性、符号化和思维模式的源头，与西方神话相比毫不逊色。这种对中华创世神话的客观认知将极大地改变过去重视西方神话，忽视乃至轻视中华创世神话的现象，有助于中西文明的平等对话。

中华创世神话学术研究工程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为中华文明史的追溯提供了庞大的、系统性的实证，不仅为过去主要依靠考古和历史文献研究形成成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在神话与考古、历史文献的比照研究中帮助当代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诞生的意义和价值。研究表明，中华创世神话具有重视文化制度创制、强调科学发明、弘扬创造精神的特色，说明制度创新是中华民族的长处，科技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创世神话体现的科技创新传统此前常被忽视，但女娲神话讲述的制陶与冶金技术的发生，燧人氏神话所讲述的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神农氏神话讲述的中草药的发现，黄帝神话讲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嫘祖神话讲述的养蚕缫丝技术的出现，帝喾神话讲述的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等，无不体现了申华先民对发明创造的热爱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这些结论将帮助当代人更好地了解被西方文明中心论遮蔽的中华文明的光辉真相。研究还表明，中华创世神话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当代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和精神资源，因此研究、传承中华创世神话，不仅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也有益于人类命运共体的建构。

（摘编自任小文《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源头上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文汇报》2022年12月5日）

材料一：

人民性是文化、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既是其动机也是其成果。现代社会要建立起普遍统一的组织结构，就要生成文化的共同体，其语言、思想逻辑、价值认同、理想目标能达成一致，就需要获得广泛的社会性，而其基础就在于文化，语言、文学具有人民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典现实主义受到欧美现代主义的挑战，大量的欧美作品翻译过来，一度取代了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与现代主义的先锋探索一起开辟当代中国文学的广阔道路，如意识流小说、现代派、荒诞派，黑色幽默，直至后现代式的先锋派……中国文学无疑在艺术上上了一个台阶。然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先锋派，都属于阳春白雪。艺术创新固然需要，但文艺的人民性在任何时候，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任务和责任。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现实主义获得了一次崭新的再生。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铁凝、王安忆、阿来都各自写下既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特色，又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学经验的作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是中国文学走向市场化的时期，市场化在客观上解决了文艺走向大众、面向大众的问题。图书市场的销量、电影市场的票房，就足以使大众成为接受的主体。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产品，它使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地分享文艺作品的各种成果。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也并非因此而演化成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的普遍性的概念。在“阶级论”被淡化后，文艺的大众化、消费化无疑使文艺具有了人民性，但它与文艺的人民性的经典内涵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区别的根本之处在于：文艺的人民性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要引导人民积极向上，要使全体人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凝聚成一股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人民性无疑还是占据文化领导权地位，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

新时代赋予文艺服务人民以新的内容，同时也赋予人民性以新的内涵，也可以说新时代有新时代的“新人民性”，这就是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放在首位。正是因为“新人民性”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因而才能如此信任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当然，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互联网众声喧哗，社会的复杂性表明，文艺依然不能放弃正面引导人民群众的责任。在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文艺繁荣格局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无疑应该始终起到引领作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民性”才能真正圆满实现。

（节选自陈晓明《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

材料二：

中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满足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对于诗歌的精神生活需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其所谓“天意”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而人间的主体就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诗歌作品满足文化需求和审美需求。在中华诗词文化发展史上，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性诗词文化的精神接力和审美传递，中华诗词文化的主旋律和正能量才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性诗词文化得到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实践与推广。我们不仅大力挖掘中华古典诗词的人民性文化资源，而且全力弘扬中华近现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精神，由此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在前贤的基础上努力开创中华当代诗词的人民性文化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中华人民性诗词文化的当代价值，比如从政治思想、社会建设、文化传承、历史积淀、审美趣味、学术资源等等。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教文化传统中，始终绵延着生生不息的儒家民本主义诗学血脉。从屈原到杜甫再到龚自珍，中华诗词的儒家民本文化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封建忠君思想而加以否定，只要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进行合理的扬弃，中华古代儒家诗教文化传统就能转化为中华当代人民诗教文化新传统——这已经在中华诗词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得到证明，而且在中华当代诗词文化建构中也取得过成功经验。只要我们的诗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坚持对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现代化建设中探索出一条中华当代人民诗教的新路。

（节选自李遇春《中华诗词文化的发展演变、当代形态与价值》）

材料一：

“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后来被孔子描述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礼义以为纪……是谓小康。”在孔子看来，“大同”与“小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倡导“天下为公”，而后者则表现为“天下为家”。“大同”因何而“大”？因“天下为公”而“大”。“小康”因何而“小”？因“天下为家”而“小”。“小康”因何而“康”？因“礼义以为纪”即确立伦理道德规范而“康”。在中国话语中，“康”既是指身体上无病，又是指生活上无忧，所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因此，“小康”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通向更高文明形态的道路。从“天下为家”的“小康”出发，可以渐次通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之境。可见，全面把握传统“小康”概念，需要抓住三个关键词：一是“家”。家是“小康”的社会基础和逻辑起点，小康社会因“天下为家”及“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显其文化境界之“小”。二是“康”。小康社会秉持“礼义以为纪”，因确立伦理道德规范而实现“康”。三是“大同”。小康社会以“小家”为发展动力，又以“礼义”而超越其“小”、实现其“康”，是由“家”之“小”通往“天下”之“大同”的康庄大道。

作为现代话语的“小康”与作为传统话语的“小康”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虽然在现代语境中，“小康”不以所谓“天下为家”为标志，但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改革开放到当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家”确实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充分释放以“家”为单位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现代语境中的“小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的发展目标，在所有制基础和价值取向上都凸显了一个“公”字，这与传统语境中的“小康”将通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具有相通性。

然而需要明确，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语境中，与“小康”对应的概念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小康”的前景，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是由“小康”走向“现代化”。正是在现代化的语境中，现代的“小康”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小康”概念。进一步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小康”，其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其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这与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时代的传统“小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小康”概念的升级版，“全面小康”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度建构、文明形态等诸多层面对传统“小康”概念进行了科学扬弃。

（节选自《发掘阐扬“全面小康”的伦理学意蕴》，《人民日报》2017年3月21日）

材料二：

当代意义的小康与传统意义的小康存在着重大区别。这种区别集中展示了中国社会发展在当代实现的历史性跨越，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卓越智慧和巨大潜力。

首先，传统小康社会是个小康梦想，现代小康是即将变为现实的小康社会。在孔孟那里，小康确实是作为社会理想提出的，但对传统社会普通百姓来说，小康实际上只是一个梦想，很少有人能将其变为现实；即使将其实现也难以持久，即所谓“富不过三代”。因此，传统小康整体上看只是一种梦想，在传统社会的任何时代从未真正实现过。到20世纪80年代，小康是国家主要领导人作为国家建设目标提出来的，并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经过中国人民上下同心的艰苦奋斗，它即将变为社会现实，而且这种走向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改变的。梦想和现实是两种小康社会最直接的区别。

其次，传统小康主要是指经济小康，当代小康是全面小康。传统小康是广大处于极其贫困状态的穷苦百姓所希冀的吃饱穿暖之梦，是“温饱之家”的梦想，通常不包括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更没有考虑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传统不同，当代小康是全面小康，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进步，全体人民从这种进步中充分获得权益，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普遍提升。当代小康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落脚于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再次，仅就经济而言，两者在生活质量、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天壤之别。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基本上是一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与这种自然经济相适应，形成了“安土重迁”“重本抑末”观念，这些观念导致人们重视、崇尚农业，轻视甚至贬抑其他产业特别是商业，即所谓“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生活在这种自然经济下的百姓，靠天吃饭，生活贫苦，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有可能颗粒无收，饥寒交迫，甚至流离失所。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推进工业化，走上了建设现代化的道路，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物质文明日益繁荣。因此，当代小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吃饱穿暖，而是现代意义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追求的是人民共同富裕。

（节选自江畅《小康社会理想及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