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了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材料一：

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是集体主义的责任担当。以此为精神内涵，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精神力量和美学风格，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和稀缺的。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作为共和国前期，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它们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摘编自张江《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

材料二：

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也是该剧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探索、严肃思考之后的必然选择。思想启蒙犹如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考题和必答题。

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成长上。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受到民族救亡的危机，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实验实践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联合13人成立北京工读互助社实验小组，最终失败；而毛泽东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后来发现终是走不通，最终坚定了革命道路的选择。因为一代新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了中国的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学生不行，必须要发动群众，让他们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中国才有希望”。后来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才没有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这个觉醒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必将在未来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作为“父亲”“同事”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更为可信可亲。

（摘编自曹巧兰《火出圈的<觉醒年代>，为什么这么好看》）

材料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简称“通语”，是一个国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在当代中国就是普通话和简体汉宇。通语是相对于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文字而言的，在现实社会中，通语使用范围和程度往往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总体上来看，通语普及程度高的地方，往往市场经济发达。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线性相关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社会根源。早在1966年，有语言学家就观察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有学者在基于统计数据作实证分析后发现，劳动者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11.62%至15.60%之间，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语言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语言文字不只是语言文字，更是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资本形式，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者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发展与社会进步。

通语普及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相关关系，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深度契合。在城市中从事着环卫、保洁、保安等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的人们，许多都操着较为浓重的乡音。在收入越高的职业中掌握通语的劳动者比例通常也更高，总体上呈现通语掌握程度与职业薪酬回报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在脱贫攻坚战中，语言扶贫被当作是“一项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扶贫措施”。早在2016年，国务院就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语言扶贫举措。当前，我们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同时也迎来了乡村全面振兴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素质，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当然，在做好通语推广普及的同时，还应处理好通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形成通语推广普及与少数民族和地方方言保护的有机统一，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这本身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修筑乡村振兴的“‘通语’大道”》）

材料二：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普通话得以更广泛地应用，而方言的使用人群和使用范围则不断缩减。对许多“90后”“00后”而言，方言早已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概念。

方言，本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方言已逐渐形成完整的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并已成为区域内民众进行社会交际的一种联结纽带。方言富有特色的表达，往往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等相互融合，是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句句方言，连缀着很多人有关故乡的记忆。方言在长期的使用中，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成为拉近人们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在急遽变化的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方言与故乡的过往一并凋零，乡愁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论是出于情感传承，还是从文化传承等角度考虑，方言都应当受到保护。

保护、传承好方言应当成为一种共识，但保护方言不能只停留于理念层面。要实现“记得住乡愁”的目标，必须落脚于切实可行的举措之中。作为一种口口相传的语言文化资源，方言文化一旦消失就很难恢复。因而，保护工作必须重视起来。

更好地保护方言，民间层面的传承与保护必不可少，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同样不可或缺。湖北省早已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北片区项目，依托一批高校，湖北建立了10支调查团队，计划在3年内完成对省内50个汉语方言点的调查和记录。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为系统、全面、深入地开展相关的调研和保护工作，创造了优渥的外部条件。

保护好方言，还离不开新科技、新手段。以湖北为例，调查团队分赴不同的汉语方言点实地调查，并进行音、像摄录和语料整理。每个调查点，寻找4名“方言发音人”。这些“发音人”，需在当地生活时间较长、到外地较少，能说纯正地道的方言，调查团队将对他们进行语音采集。而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相关依托新媒体渠道的保护举措，也正在推进之中。

（摘编自梁建强《留下乡音留下方言，或许不能再迟》）

材料一

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新时代领路人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可见考古学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重视考古学乃推进伟大实践所需。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正确历史方向之上。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学科优势，为我们认清自身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长寿密码”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学科依托。

重视考古学由顺应时势发展所致。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揆诸当今世界发展，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自身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味模仿，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倒容易受制于人。具体到考古学，情形亦然。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几代考古学人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创获，就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形容的那样：“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只能是“中国的”——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境、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特色、独具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蕴含中国精神的考古学。

重视考古学为文明交流互鉴所重。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如要实现“形于中”而“发于外”的效果，必须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考古学自有其得天独厚的特质。因此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比如在良渚古国、安阳殷墟、敦煌学等领域，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使各国加深对当令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走好国际舆论氛围。

重视考古学是传承文化基因所系。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数千年不曾断裂过的伟大文明，之所以未遭毁灭，就在于人类遗传基因与国家文化基因两个方面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也正是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与创新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系列无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如“中和”思想。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中”，二是“和”，二者辩证统一。就文化上而言，“多元一体”的“一体”为“中”，“多元”为“和”，“一体”是核心；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讲，“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中和”之“中”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之一。对于类似文化基国的提炼，对理念体系的融汇，考古学自然不能缺席。

寻根溯源，保护整理，引领话语，以史育人，终光大文明，贡献人类，中国考古事业无不与增强文化自信密切相关，可谓其最牢靠的依托和基石。站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空轴线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必定伴随着对文化自信久久不息的重寻、重拾与重塑。相信拥有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定大有可为。

（摘编自王学斌《以考古为依托涵育文化自信》）

材料二

遗址获批，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遗产组织的认可。当一些学者还在为夏遗存在哪里争论不休时，考古新发现的良渚、陶寺、石敬、石家河等，直接跨过夏代，呈现给我们一个个500000年前，东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联系的灿烂辉煌的古文明遗址，这是何等令人高兴的事。大家知道，考古界关于国家文明的标准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当时，中国考古尚未开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归纳总结也未必全面。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史前晚期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足以让人重新思考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标准，给国家文明以新的定义。中国近代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技术手段都是西方传入的，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吸收外来的新方法、新手段，这些都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吸收、实践、消化、创新后，形成自己的特色。近百年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都是中国学者独立完成，其方法、理论、技术思路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类似良渚这样可以成为世界遗产的考古遗址在中国并不少见。如已发现的石峁、陶寺、二里头、三星堆、海昏侯等等。这些就是中国考古人敢于在良渚申遗中提出中国有 5000 年文明遗址的底气和实力。

中国考古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追求，有了一大批发现，中国考古学者自身充满了文化自信，也让中国人找到许多文化自信的根源。

（摘编自高大伦《良渚申遗与文化自信》）

材料一：

最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几乎同时推出了以落户优惠主导的人才政策，其意图显然在于吸引各类优秀人才。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些城市之间正进行着一场空前的“抢人大战”。

近年来，总有人觉得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实在是太大了，甚至主张控制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实际上，中国的一线城市不是偏大而是偏小了。

就人口而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有3700万居民；首尔都市圈有2300万居民，而且还在增长过程中。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韩国的27倍。然而，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分别只有2400多万人和2100多万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创新中心来说，这样的规模实在太小了。未来应该以上北广深为中心发展连片的3个都市圈，形成京津都市圈、上海—杭州湾都市圈和广深珠都市圈。同时也应该让二线城市大幅度扩容，这样才能把集聚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整体而言，中国城市人口占比越来越高已成为必然趋势。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及从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目前出现的“抢人大战”，会导致更多的优秀人才集中到一起，然后在创新创业等领域内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报以乐观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正当“抢人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各地对于集聚效应和人口规模的意义却未必有充分认识。就在努力争取高端人才的同时，却还存在着用行政指令来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给人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而且，目前抢人的城市大都侧重于争夺顶端的人才，但城市不仅需要位于金字塔尖的人力资源，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金融和高科技行业离不开餐饮、保洁、安保、快递等服务业的支撑。

要知道，中国目前的现实人口分布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一二线城市也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做法，非但不符合经济规律，还可能导致高房价、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

当然，城市的不断扩容，也不能只是从外部吸引人才，更需要在根本上提高生育率。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 1.3 左右，这个数据意味着每代人减少 40%的人口规模。长此以往，以后无论一二线城市都将面临无人可抢的困境，中国在人口规模和集聚效应方面的优势也会被不断减弱。

（摘编自梁建章、黄文政《从“抢人大战”看中国城市发展格局》）

材料二：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放眼世界，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纵观国内，人才竞争更是城市实力的竞争，谁拥有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2017年以来，国内人才竞争持续升温，由“新一线”城市率先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几十个城市。这些城市先后颁布人才新政，为争夺人才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人才争夺战”。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后，人才竞争愈加激烈，各地方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珠宝软玉”表达对人才的满腔热情和强烈渴求。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人才争夺战”中，是否该去“争夺”人才？“争夺”什么样的人才？“争夺”来的人才能留得住吗？该如何用和留？这都是值得各地政府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政策的激励与吸引带来的是短期效应，而引进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建立长效的人才工作机制，才能使“人才争夺战”的积极效应更好地发挥出来，城市才能获得长远发展优势。人才政策不能流于表面，做表面文章，先把人引进来再说，而应该科学、精准地规划一系列可持续的政策措施。人才工作也不应是政绩工程，在短时间内吸引大批人才不是最终目标，不应用人才引进的绝对数量来衡量“人才争夺战”的战果和成效，在关注人才引进数量的同时还应关注人才贡献率。应该看到学历落户并不等同于获得了相应的就业工作岗位，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是否与新落户人才数相匹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新落户人才的专业特长是否对口等，还需要就业市场的进一步检验。

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人才政策时，过于强调户籍政策和各类补贴，认为拿出户口、房子和待遇才能引进人才，片面地将人才与金钱、住房等物质利益挂钩，扭曲了人才政策的本质，偏离了人才引进的初衷。事实上，本土人才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要摒弃“只有外来和尚才会念经”的观念。在精准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要善于发现、发掘、培养和使用本土人才，整合优化已有的存量人才。要以平等的原则对待外来人才与本土人才，将本土人才的各项保障工作做好、做到位，注意不要过于拉大两者之间收入、住房等待遇的差距，造成不公平感而引起本土人才的流失，或因内部排挤导致外来人才留不住。只有内外兼顾，才能充分调动本土人才和引进人才的积极性，达到互补互持的双赢效果。

总之，如火如荼的“人才争夺战”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风向标，是地方政府在内外因的双重推动下谋求自我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才竞争，关键不在于出台多少政策，而在于政策的速度与温度。对于城市来说，引才政策起催化作用，城市经济起强化作用，生态环境起固化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才能让人才自由有序流动，才能使人才为城市发展所用。

（摘编自张晓明等《“人才争夺战”之冷思考》）

材料一：

贫困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传统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来说物质匮乏、生产效率低下，但物质的匮乏造成的贫困现象与贫困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所拥有的一种亚文化，当这种文化沁入到了这个民族成员的血液和灵魂之中，就具有很强的韧性。

当前，中国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入了后小康时代。虽说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种族入到民族心理中的适应文化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阻力，制约着整个后小康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大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

西方传统文化中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主流，基督教将“贫困”作为一种“恶”的文化，希望用“慈善”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恶”。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文化，而儒家伦理奉行的是一种“善”文化，并且通过官方正统的教化渠道使“善”文化成为主流。儒家思想家将“贫困”作为一种“善”，主张用“节欲”的方式来对付“贫困”，甚至将“贫穷”作为一种“美德”来进行歌颂。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将“贫穷”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其颂扬为一种美好境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浸淫在对贫困的这种认识和熏陶中。“贫困”即“美德”，成为一种精神鸦片，“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对待“贫困”的观念上，甚至比儒家的“贫困伦理”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期道教承袭并且衍化了道家的寡欲观，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守贫、苦行和守拙。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道释三者合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安贫乐道”的民族心理，“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的负面作用更加凸显，很快得到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认同，其安于贫穷、与世无争的消极心理更加深入人心。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儒道释三家合流后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贫困观念”和“贫困文化”，对于调适中华民族群体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使人们在面对贫穷落后的逆境和压力时，仍然保持一种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的品性，并能够穷则思变，形成一种有效应对、适应与成长的心理机制。但是，这种“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仅契合农耕文明，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具简陋和生产资料有限的时代文化。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相抵牾的民族心理。

社会心理学认为，贫困心理基因是有记忆、有遗传的。贫困文化基因中的这种韧性，无疑为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小康社会相对贫困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增加了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本。因此必须未雨绸缪，按照工业革命4.0时代、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标准，根据相对贫困的特征，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摘编自唐任伍《贫困文化韧性下的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特征及其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带领人民从“短缺”迈向“丰裕”、从“贫困”跨入“小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扶贫使命的终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扶贫战略即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

就绝对贫困而言，贫困主要表现为“短缺经济”“物质匮乏”“仅维持生存安全基本需要”“食物消耗货币化”等。身处绝对贫困中的人无暇顾及生存以上的发展性问题，生存问题的迫切性使得贫困的相对属性被短缺经济所遮蔽。

相对贫困则是在一定的对比中显现的。相对贫困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呈现出来的主客观状态，它不仅是满足低起点的基本生存需要，更是社会比较的动态综合性结果。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依赖个人或家庭的现有资源即便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但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准或其他群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生活境况或状态，这就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表现为经济维度（收入与消费）、社会发展维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自然生态维度等多维度的匮乏。虽然平均生活水准是通过特定贫困测量所得，但它仍是动态演变的，会因时空和人的感知差异而不同。因此，相对贫困包括客体评判和主体感受两个层面，前者是社会针对个体所作的客观式评价，后者是贫困主体自身对生活境况的主观式评价。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阶层间基于主观认定的生存水准差别而形成的贫困。相对贫困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参照系，其地方性和区域性特征突出。

（摘编自王国敏《后小康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