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直播带货的出现和电商的兴起息息相关。从2019年起，快手、抖音等社交网络平台纷纷进军直播领域，加速了全民直播时代的到来。直播带货成了一种全新的电商服务方式，2019年被誉为直播带货元年。

直播带货由于依托当前的直播技术和平台，整个带货过程中所产生的画面、声音等均为即时采集并第一时间呈现给受众。其次，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与发展，直播带货的互动性是技术赋能，给直播带货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与发展潜力。直播过程中的评论、点赞、送礼物等实时互动形式，拉近了屏幕前和屏幕后传受者直接的距离，甚至可以形成群体式的集聚与狂欢。此外，直播带货本身即是直播与电商的融合，它打破了内容与行业之间的壁垒，改变了单向传播的信息传播方式，冲击了实体化的商业模式，融合了感性与理性的声音，载体与平台也更加多元，做到了全方位融合。直播带货的特性渗透到商业的各个板块，为商业形态的探索提供了极大的价值。

直播带货利用互联网近距离进行商品展示、咨询答复和导购。主播们作为带货者，其谈吐、个性、标签、审美情趣等决定了其带货量。主播个人品牌打造的好与坏也直接影响销售量与成交额。抖音知名主播“疯狂的小杨哥”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总是将商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他将商家请到直播间，让其面对镜头承诺产品质量。随后当场“简单粗暴”地检验产品质量，如垃圾袋装4L矿泉水检测承重，藕粉里坚果现场称重看克数是否达标，小白鞋洗涤剂现场脱下商家白鞋进行检测……经常让商家出一身冷汗。但是，其特色鲜明的检验产品质量的直播方式，收获了大批忠实粉丝并转化为强大的购买力，经常位于抖音带货榜榜单前列。没有声嘶力竭的“家人们买它”，没有吵架式的砍价剧情，凭借着中英文双语直播，同时覆盖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内容成功出图的新东方抖音直播间以一己之力拉高了直播带货的天花板。反观冲上热搜的“明星涉嫌虚假宣传”信息，令人唏嘘。例如，舒畅曾在直播间销售价格两位数的999黄金，还表示都是真金，而有消费者表示买回去戴了3天就成了“铁戒指”。此外，被媒体曝光在直播间销售假货的明星还有谢孟伟、娄艺潇、辰亦儒、李金铭等。

互联网网红主播层出不穷的经验告诉我们，再优秀的主播也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与去头部化和全民化的时代要求相悖，应实时调整自身定位，积极探索时代发展特性，尝试更丰富的直播风格，转变选品策略，注重产品质量，使自己的直播带货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摘编自李艺《直播带货商业模式探究》）

材料二：

“牛排‘原切’怎么说？Original cutting……”近日，自称8年教过50万学生的英语老师董宇辉，在带货之余不忘大秀英式英语，这种“带货＋教学”的双语式直播已成为新东方旗下“东方甄选”的新带货模式。新抖数据显示，东方甄选直播间5天时间里粉丝增长了300万，近30日直播销售额为6.05亿元，场均销售额约为1925万元，新东方在线股价两个交易日上涨102%。

“树上的樱桃望过去就像漫天星河。”“美好就如山泉、就如明月，就如穿过峡谷的风，就如仲夏夜的梦。”这是董宇辉在直播间向观众推荐樱桃和牛排。他把食物和风景巧妙融为一体，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用优美的语言营造意境，刷新了人们对直播带货的认知。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直播带货已经深入大众的生活，成为一个全新的产业，这其中也涌现出不少头部主播。这些头部主播，无论是带货量和影响力，已经达到一般带货主播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主播中的语言表达仍然停留在“三二一，上链接”“家人们，小心心点起来”“OMG，买它买它”这样的初级层次上，久而久之难免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相比之下，董宇辉的知识型带货风格清新脱俗且充满文艺范，迅速吸粉走红自然也不奇怪，它的蓬勃发展也是对现有粗暴式、叫卖型带货的“降维打击”。

有人说，董宇辉走红，一夜之间成为头部主播，带货量也大得惊人，主要是他善于贩卖情怀。这话说得并非毫无道理，毕竟情怀最能打动人和感染人。董宇辉在与网友交流时，不仅语速不徐不疾，而且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很强，常常妙语连珠，尤其是善于营造意境和氛围，这很容易打动网友的心。而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绝不仅仅是一次两次妙手偶得，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并在新东方执教8年的结果，这是一种厚积薄发，也是一种浑然天成，是传统文化加持带来的必然。

东方甄选的成立与教培行业的危机密切相关，“双减”政策后，教培行业“大洗牌”，面临严峻的转型压力。东方甄选的“带货＋教学”式直播，也让新东方在直播带货这片风口中意外找到了自身的定位。这样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直播带货不只是夸货物，它的尽头是知识和文化的解说与传播，也是价值观的宣示。网友在看着董宇辉的直播下单，是在“为知识付费”。然而，直播带货最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商品品质和售后服务。所以，对于新东方及董宇辉而言，要有长远眼光，别把中华传统文化当成一块直播带货的敲门砖，门开了砖就扔掉。

（摘编自人民网《董宇辉直播带货走红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加持》）

材料三：知识型带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将知识进行销售（课程、书本等），是知识付费的升级版，主要是在商品上侧重知识层面，而在带货方式上可能与传统的叫卖式直播电商更加相似，侧重以带货效率为中心。另一类是有知识的人带综合商品，这类带货更倾向于内容型直播，以内容输出、品牌调性展示为核心，这类带货形式对主播个人的素质要求很高，要求他们具有极强的文化底蕴和全面的知识网络结构，所以通常不容易被复制。

散文式卖玉米文案“讲哭”网友、励志式卖书文案让人赞叹……新东方直播间的“知识型带货”成为直播界的一股清流。从内容看，有文化内涵的娓娓道来代替叫卖的吆喝声；从节奏看，不紧不慢的推销代替争分夺秒的拼手速；从方法看，耳目一新的文案代替循环往复的话术。如果说以往的直播模式仅服务于经济目的，那知识型带货则多了一重“心思”，即卖商品的同时又输出知识。双语直播、吟诗作赋，走进直播间的观众不仅能买到生活所需品，还能听到童年趣事，学到人文历史，何尝不是购物之外的惊喜呢？

（摘编自林凌《“知识型带货”持续走红的文化驱动力》等）

材料一：

互联网、大数据和AI等技术的普遍应用，构筑了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短视频成为互联网用户日益依赖的内容产品，青少年沉迷短视频的现象也越发普遍。如何更好激发短视频的正向社会价值，防止短视频沉迷，值得全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

短视频既有生活的记录和抓取，也有类似原创短剧的展示，还有各种知识的普及，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同时，视频的长度又非常符合注意力法则，往往具有顺畅的用户体验。此外，短视频平台还能根据算法，按用户偏好推送相应的内容。对那些缺少时间管理观念和自我约束意识的用户尤其是青少年来说，短视频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造成大量的时间浪费，专注力受损；观看大量无意义的内容造成生活本身的空洞化；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现实感欠缺，等等。

针对短视频沉迷产生的负面影响，国家版权局积极推动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号运营企业全面履行主体责任。当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已经推出了青少年模式，对短视频的观看行为进行相对可行的管理。监管部门还需拿出相应的办法，让防止短视频沉迷有规可依，让平台和创作者、发布者有所遵循。此外，短视频的内容制作者也需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努力避免出现低俗无价值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学校、家庭和社会需要相互配合，帮助青少年树立健康积极的生活观，养成更强的自主、自觉意识，形成正常多样的爱好和积极合理的社交，培养对学习和工作的专注力，从而更加自信地拥抱正向、有更高文化含量的数字化时代。

（摘编自张颐武《激发短视频的正向社会价值》）

材料二：

近年来，数字伦理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所谓数字伦理，是指立足以人为本，在数字技术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应该遵循的要求和准则（如造福人类、可持续发展、共享科技红利等），涉及数字化时代人与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比如，在社会层面，如何弥补“数字鸿沟”，让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加公平可持续；在企业层面，怎样避免技术滥用、不当采集用户数据；在个人层面，应该怎样区分现实与虚拟，化解网络成瘾、短视频沉迷等困扰。总之，重视数字伦理，提升数字素养，正确应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挑战，才能让人们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主人，而不被数字和算法驱使。

对于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而言，数字素养意味着如何更好面对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今天，每个人的关注点和行为数据都已成为数字技术持续获取的目标。这一趋势不仅产生了隐私保护、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与陷阱等问题，还造成了注意力缺失、游戏与短视频成瘾等心理与行为失调。改变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在数字生活实践中反思数字技术对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学会自我调适、适度节制，让自己掌握信息获取和遨游数字世界的主动权，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所淹没，甚至沉溺于数字娱乐不能自拔。要让数字娱乐和虚拟生活成为现实生活的补充，进而借助虚拟生活改善现实生活的质量，让数字技术服务于现实所需。

（摘编自段伟文《数字化时代需要“数字素养”》）

材料三：

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制定《健康中国行动》，要求“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屏幕产品，养成信息化环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眼卫生习惯”。2019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从严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段、时长等6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安排。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确保“手机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运用制度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才能更好解决游戏沉迷等问题。

目前，游戏沉迷的危害性及规制的必要性得到了普遍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已把“游戏成瘾”列入了“成瘾行为导致的障碍”疾病项下。因此，针对以游戏为主的电子产品上瘾问题，我国有必要制定和完善以科学为基础的、系统的制度体系，不仅着眼于个体的自我约束，而且要强化对相关产品及其营销的直接规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作出适龄提示，不得让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分类、以什么标准分类等问题。此外，针对网络游戏广告及销售等营销行为，有必要根据分类结果作出禁止、限制或许可的规定。通过明确的规范，引导相关责任主体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过度消费等行为，在数字化时代更好守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摘编自应飞虎《以制度效能守护健康上网》

A．

B．

C．

D．

材料一：

“澡雪精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品格追求。《庄子·知北游》中的“疏淪（沐浴）而心，澡雪而精神”，与《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异曲同工之意，“以雪洗身，清净神志”的澡雪精神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警省与自省的要求。

修炼艺德，学艺先学德，演人先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自身修养对文艺行风，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社会生活生态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娱乐圈中频频出现的“饭圈文化”“娘炮形象”将大众审美一度引向了畸形发展。在自媒体与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即便是其日常行为中的不当示范也将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舆论的轩然大波，更不用说那些有违行业准则、触犯公序良俗、逾越法律底线的行径。拒绝浮躁，去除文艺圈的陋习、幻象与妄念，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应当认清楚脚下的路，看清前进的方向，甩掉对速成、虚名、捷径的妄想，脚踏实地地锤炼自己的艺术技艺与自身修养，用心专研每一个角色，用情呈现每一部作品，用作品说话。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让我们文艺工作者心怀敬畏之心与赤诚之心，澡雪垢滓，三省吾身，走好自己的道，守好自己的业，静心观察、潜心创作、用心表达，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

（摘编自焦阳《澡雪垢淬，以艺通心——文艺工作者三省》）

材料二：

庄子在《知北游》中记录孔子与老子两位圣人的对话；“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老子认为追求深远精深之“道”虽然玄妙飘无，但只要具有“澡雪精神”，濯垢除污，去其所恶，疏浚心中杂念杂质，使神志、思想保持纯正，就能涤荡浮躁、回归本真。刘勰把“澡雪精神”作为文艺创作想象力的思维原点：“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只有以虚静宁静的心灵去观照现实生活，不浮不躁、专心致志、深研问题，才能激活艺术创作力。“澡雪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加强品行磨炼、保持身心纯洁的座右铭，闪烁着中华文化智慧的光辉。

“澡雪精神”注重创作主体的自我调适与修为。面对纷繁复杂、信息狂潮的大千世界和网络时代，人的本朴心性难免受到各种名利的影响和刺激，在这些人那里文艺成为纵欲逐利的工具，艺术的崇高和精神的标高被矮化和消解。针对这股歪风，迫切需要作家艺术家在洁白无瑕的“雪”里涤垢净化、坚守艺术追求，不断提高学养、涵养，把自己的理想人格与道德文章融为一体，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澡雪精神”秉持创作过程的精巧构思与打磨。考察中外文学艺术史，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著，都经过“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创作过程，用更费时的意志推敲、更精细的态度打磨、更深刻的思想呈现，成为人类艺术想象力、生命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的瑰丽篇章和精神宝藏。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10余年；当代作家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构思写作到1988年完稿，用了6年；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从搜集资料到完成用了25年，从中可发现一条艺术精品创作规律：大凡叙事性、巨制型经典的产生都是与创作者耗费的时间成正比例的。即使那些瞬间迸发的诗絮词羽，虽耗时不多，但也与作者的才智才情和长期的生活积累是分不开的。写作是一种冥思苦想、反复打磨的过程，是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深入观察、深邃思考，来不得草率而为、随意铺就，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沉潜沉稳地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澡雪精神”追求创作效应的审美把握与价值。文艺作品一旦离开创作主体就具有独立自主的内涵力和影响力。因此，为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就事关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净化文艺发展空间，也必然关系着净化群众文化生活场景。大凡知道美学目标所在的艺术家，都能志向坚定而镇静不躁、思虑周详，不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都能祛除浮躁，守正创新，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展现齐家治国、至善盛德的中华审美风范。

（摘编自李明泉《以澡雪精神荡涤浮躁之风》）

材料一

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取决于各种产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受到市场需求、市场容量和劳动供给的约束。从需求角度看，尽管人口将长期处于负增长，但到2050年人口规模仍然可以保持在14亿左右。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购买力将会增强。由此可见，我国未来仍然具有超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市场容量空间，足可以容纳多样化、大规模的产业发展，也可以允许新兴产业发生、成长。从劳动要素供给来看，到2035年将拥有9亿人，而且低龄老年人（65～75岁人口）也会成为劳动力资源的补充。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与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在不断的技术进步中可以保障基本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为产业成长、新产业发生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从人力资本规模和创新资源看，到2030年之后，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人口规模将分别占到2亿～3亿和0.6亿～0.8亿。这表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将会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资源。同时，尽管未来人口处于负增长，但每年出生人口仍然能够达到1000万以上的规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高端人力资本和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为我国提供创新资源。

此外，中国有着幅员辽阔的地理空间，由34个省级行政区、334个地级区划组成，有着完善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目前拥有19个不同层次的城市群和若干个中心城市。而且，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群都拥有规模庞大的人口，我国人口规模排在倒数第2位的省份为青海，其人口总数比新加坡总人口数还要多39万。广袤的国土空间、不断完善的城市体系和各地区拥有的规模可观的人口，可以保障产业“雁阵”转移在国内区域间进行，每个产业都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做支撑，即便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依然有充足的人口规模保障产业种类不会减少，这造就了我国地区间产业的分布与产业体系的完整。同时，可以为承载产业的升级、分工和转移提供足够的回旋空间。

从人口流动来看，2017年流动人口总数达到2.44亿。未来伴随城镇化、区域异质性的发展，人口流动迁移仍然会保持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人口流动和迁移影响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劳动力在地区间重新配置能够更好地促进产业在地域间的转移与升级，为经济实现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面对人口持续老龄化、老年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负担加重，只要充分利用各个年龄人口和人力资源依然巨大的优势，通过社会化、专业化和分工深化，加以周旋调节，就能够满足养老服务所需求的资源，而不影响经济发展中生产领域的劳动供给。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回旋空间会得到进一步扩展，将有利于抵消养老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总之，巨大的人口规模具有分工细化与专业化的天然优势，在技术进步上具有更大空间。丰厚的人力资本和巨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市场需求将促进产业裂变成长和分工升级，并在消费者、技术研发者和生产者的共同塑造下进一步推进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扩展，这些最终将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广袤的国土空间、不断完善的城市体系和各地区拥有的规模可观的人口为产业的升级、分工和转移提供了足够的回旋空间。人口流动和集聚可以优化人力资本与资源禀赋的配置。充分利用人口回旋空间，能够抵消老龄化的消极影响，扩大积极作用。因此，应该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抱有充足的信心，在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我国经济一定会实现持续高质量中高速的发展。

（摘编自王金营、刘艳华《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回旋空间：存在性和理论架构》）

材料二

（摘编自蔡昉《阻断“递减曲线”应对老龄化挑战》）

材料三

人口数量红利的开始与消失都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人口数量红利难以实现永续，因此促进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化，最大限度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提升人口质量红利有以下两个途径。一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人口质量红利的必要条件，因而要加大对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口质量的改善一方面要重视人口健康问题，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普及健康知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另一方面要在打造具有专业知识素养的教师团队，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的同时，落实好企业职工在职培训，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二是要努力解决人力资本错配问题。人力资本的低利用率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进而阻碍人口质量红利的释放，要通过教育制度改革、优化区域间产业结构、引导劳动力资源在行业部门之间合理配置以及平等性别观念等手段扭转人力资本在教育、地区、行业和性别层面的错配现状，以实现人口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更好地释放人口质量红利。

（摘编自詹韵秋、王军《人口质量红利：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材料一：

随着中国的国家力量与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如何在谋求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将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惠及普通国民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已成为一项亟待取得突破的事业，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推动这一事业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如何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实现有效的共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将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以及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近些年来，无论是传统主流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东方卫视出品的节目《这就是中国》，紧扣时代脉搏，积极传达民族自信的精神。《上新了·故宫》以勃发创新的时代力量，让文物活起来。CGTN（中国环球电视网）已经建成多语种电视频道，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实现了节目制作与播出。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弱化了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界限，打破了媒介的壁垒。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也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舞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也纷纷开通了视频号，利用网络的便捷，提高及时性。然而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讲好中国故事”也面临着被“污名化”“政治化”的挑战。同时，传播技术不断进步，媒体融合全面推进，也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多维叙事提供了可能性与挑战性。因此，提升媒体讲故事的能力，便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甚至是历史意义。

尚克和艾贝尔森认为，故事解释着世界，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我们的故事允许他们看到的世界。当下的中国不乏好的故事，关键在于如何讲。不同的媒体类型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叙事资质，不同媒体对不同故事类型或者叙事性模式有着特别的适用关系。有的媒体强调“情境再现”，有的凸显“煽情陈述”，有的注重“理性分析”，有的体现“深度解剖”。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利用媒体的这些特质，在叙事话语、叙事符号、叙事关系和叙事主体等方面进行重新建构。无论是传统主流媒体还是新媒体，无论是稳固娴熟的政治、学术话语，还是鲜活灵动的网络、生活语言，都可以在多元话语的融通中为讲述中国故事贡献力量；传统的言语交流媒介已不再独享支配地位，图像、声音、音像、超文本等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各类媒体应深挖故事内容的表达方式，以糅合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多模态叙事模式，呈现多姿多彩的画面，打造独特的感官盛宴；注重共情、共动、共享，让受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收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体验者，这种参与、体验可以有效地增强他们对于中国故事的感性认识；在叙述的主体上，多元主体共同讲述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无论是大陆还是港澳台地区，都可以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甚至也可以搭建与不同国别媒体的合作，借由外国人的声音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摘编自史卫文《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创新思考》）

材料二：

陈贝儿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由她主持的“扶贫攻坚”纪录片《无穷之路》在香港和内地广受好评，这部纪录片成本很低，摄制团队仅有5人，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制作者在地域选择上很成功。他们从精准扶贫政策入手，挑选了最有特色、港人最少接触的主题，比如“易地搬迁”“产业带动”“教育扶贫”“企业帮扶”等，然后根据主题选择有代表性的脱贫地区，且尽量展现各地不同的地貌风光。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国家的脱贫奇迹，更有各地令人惊叹的壮美山河。

“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密不可分。《无穷之路》的制作者说，脱贫最大的受益人是普通老百姓，因此他们尽量选择一线村民作为受访者，这些村民朴实的讲述是扶贫工作最有力的见证和回应。为了承诺坚守近40年的“溜索医生”邓前堆，《山海情》中“马得福”的原型谢兴昌，带领乡亲致富、为妇女争取权益的佤族咖啡农叶萍……他们的善良和奉献、勤劳和拼搏，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构成这个时代最温暖的底色。

主持人陈贝儿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她的采访像聊家常，她态度真诚，说话接地气，访谈有人情味儿，当地人很自然地向她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生活。而最打动受访者和观众的，是陈贝儿及摄制组脚踏实地的真实体验。《无穷之路》之所以能感动无数观众，包括部分过去对内地有偏见的港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港人亲自去看、亲自去听、亲自见证的扶贫记录。在3个月的时间里，摄制组辗转数千里，跨越6个省份，深入探访了十几个曾深度贫困落后的地区。镜头真实地记录下了陈贝儿攀爬四川“悬崖村”1500米钢梯时的颤抖、在云南海索渡怒江时的惊惧、在宁夏荒漠戈壁上“吃沙”的狼狈……她真实自然的感受和反应会观众瞬间“代入”，更体会到扶贫的艰难和意义。

（摘编自流景《〈无穷之路〉：令港人重新认识祖国》）

材料一：

千百年来，虎被赋予果敢、勇毅等内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虎是力量的代表。自然界中的虎，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活力。在中国人的文化视野里，虎不仅被用来形容体魄的强健、身姿的矫健，更指代精神的焕发、力量的凝聚。中国人笔下的虎，有叱咤风云的“虎啸而谷风至”，有威武刚猛的“气吞万里如虎”，有自信豪迈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对虎的推崇与赞赏，饱含着人们对力量的不懈追求，更激励着人们生龙活虎、龙腾虎跃，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开拓进取。

虎是勇敢的象征。古往今来，能够彰显勇敢、无畏的人和事，也往往与“虎”联系在一起。革命年代，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满身虎气”的徐海东大将，骁勇善战、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抗战时期，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成就了一段国际合作的佳话。改革开放后，广东的东莞、中山、南海、顺德四地，敢于开拓、勇当先锋，创出了“广东四小虎”称号……像虎一样不惧艰险，像虎一样勇毅前行，英勇无畏的气概与精神，支撑着人们在时间画卷中，书写下一段段激越人心的英雄传奇和奋斗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保持勇毅笃行的坚定，展现虎虎生威的雄风，努力争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奋进在虎年，就是要激发“虎气”、使出“虎劲”。胜利不会自动向我们走来，我们必须自己走向胜利。不管是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还是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无论是推进“双碳”工作，还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哪一项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哪一项不需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保持历史主动，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猛虎下山的气势和虎略龙韬的智慧勇毅前行，我们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2年1月30日《奋进在虎年》）

材料二：

古代，成年人尚且忧虑自身安危，婴儿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是一次堪比“闯关”的生命之旅。在古人眼里，尚在襁褓的婴儿弱小而毫无抵抗力，自然会用各种各样的仪式为其驱灾避瘟。能“噬食鬼魅”的虎，自然也被天下父母寄予厚望。

宋人罗愿在《尔雅翼》中记载“古者胎教，欲见虎豹勇击之物”，孩子未出生之前，求子如虎，出生之后又给婴孩戴虎头帽，着虎头鞋，有时还穿虎皮衣，以祈求如虎子般健康。

虎形的玩具在古时并不少见，商代遗址中就曾出土灰陶烧制的卧虎以及小型玉雕虎，可以时常佩戴于身。到了清代，多地有制作布老虎的习俗。

与布老虎一样色彩缤纷的民间工艺，还有虎头帽。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孩童佩戴虎头帽的实物例证是出土于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中的虎头帽襁褓俑。这个婴儿俑头戴虎头帽，身着衫，外裹襁褓且在身前系有三条打结的绑带，衣帽处的细节塑造细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婴孩服饰的样貌，也可判断当时孩童已有戴虎头帽之俗。

（摘编自王静《老虎在民间的身份》）

材料三：

在武松被施耐庵塑造出来之前，古人笔下那些真真假假的伏虎英雄早已多不胜数，但拜《水浒传》所赐，武松成了几百年来最著名的打虎英雄。艺术来源于生活，小说家创作出的种种传奇也与人类原始狩猎中的伏虎文化息息相关。

洪荒时代的人类要生存，不可避免要与猛兽斗争，而群兽之中又以虎最为凶猛。清代时大面积山林地带的垦殖，破坏了虎的栖身之所以及老虎赖以生存的食物链，大大缩小了人类与老虎间的距离，导致虎患横行，猎虎行为自上而下广为流行。

对帝王们的狩猎战绩，老百姓并不怎么买账。毕竟帝王将相们的狩猎，大抵还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当然，武松在打虎英雄榜上的人气吊打历代帝王，还有个重要原因，他虽然是喝酒后不信邪上虎山，但打死景阳冈上的老虎，客观上是为当地除虎患，属于为民除害之举。可以这么说，历来受民间推崇的打虎文化的内核并非以猎虎来彰显武德，而在除暴安良。

老虎何辜，怎么就成了“暴”和“害”的代表？其实还真不算冤，数千年来猛虎下山以人为食的事例数不胜数，甚至多有群虎围村、屠村的惨剧，以至于自古以来就诞生了“虎患”这一专有名词。老虎既然已称之为“患”，人们自然希望有英雄出来扫除祸患。据《华阳国志》记载，战国时期“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百姓深受其苦，逼得朝廷亲自出面号召打虎。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发出诏令，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诏令发出后，几位少数民族勇士制作白竹弩，最终射杀了白虎。

（摘编自周渝《古代文学中为何总有“打虎英雄”出没》）

材料一

有人认为，在网络时代，电影理论工作者是一个赘物。电影批评家对于电影观看行为而言可有可无。从巴赞所谓的电影与现实的“同一性”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人身处现实之中，观看影像的能力似乎与生俱来。据说，澳大利亚有一只猫头鹰，长年看电视，也能理解电视中的内容。然而，自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商品都面临供应过剩的难题，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商品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看，专业的影评人和电影理论工作者便成为消费市场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扮演着消费指南者的角色。因此，电影批评家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电影的制作、生产、消费、市场和电影评论应该是彼此分离独立而又互动的。电影批评作为文化形态，有其独立的一面，但作为市场环节的链条，它又成为利益链中的一部分。

如果说摄影机暗箱是社会“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最佳演练场和象征物，电影批评则是意识形态的祛魅式。电影文本是一种编码行为，充满了缝隙和裂痕。光影之隙隐藏着不曾表露的谎言和权力建构内涵。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应该揭示谎言，解释权力机制对人的操控，参与对社会的改变。这也是电影批评家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所在。

曾经，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研究走上过科学量化的道路，电影理论批评的基础就是科学化尝试。曾经叱咤学术风云的符号学，以高度科学的模式来分析电影，试图量化、科学化电影批评，最终败北。符号学主导电影批评的十年是科学证伪的十年。著名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最后只好似是而非地说“电影不是因为是一种语言才讲述如此美好的故事，而是因为它讲述如此美好的故事才使自己成为一种语言”来不了了之。我不认为存在一种万无一失的、严谨的科学模式可用于文化研究。

一个严谨的包罗万象的阐释从未存在过，人文理论永远以偏激为前提。不要担心因为遗漏一个细节而误导观众、观众没这么容易被误导。表述的力量来源于对细节的遗漏，但这并不意味一孔之见，肆意胡说。对电影语言的把握是电影批评的根基。电影研究史有着非常严谨的文本批评体系，但仍然不可避免遗漏。电影文本是一种编码行为，本身就有很多遗漏、缝隙和瑕疵。对应的，电影批评亦是如此。

电影批评还面临一种诘问，如果语言能穷尽影像，那么还拍电影干嘛呢？无可否认，电影批评的对象是影像文本，即用光影写作的形式——画面。语言媒介有没有可能诠释声画媒介，这种质疑固然有其合理处，但如果我们放弃语言，要诠释电影，那只能再拍一部电影。如果这种电影诠释电影的做法是可能的，那么，对电影的诠释，就只能依靠文化的约定俗成，你知我知。当然，有些隐喻的解读，必然无法脱离当时的文化语境。阐释，必然要借助文化指涉展开，但是语言媒介也是必要的。

（摘编自戴锦华《电影批评，理论的演武场——戴锦华对谈崔君衍》）

材料二

“中国电影批评的历史经验与当下问题”学术论坛今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电影批评还能影响电影吗？”或者说“影评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表示，到本月3日晚，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但是优质国产片不多，特别是票房高的国产片质量不高。在反思这种情况时，有一种观点是电影批评界本身缺乏真正的评价标准，传统影评人的观点可能还不如网络影评的影响力大。

与会专家都认识到传统电影批评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面前正在式微，对电影创作和电影观影者的影响越来越小。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表示，中国电影票房的奇迹是资本的奇观，资本的逐利性、盲目性、疯狂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理性所指导，这时候批评者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最典型的是现在流行的IP电影，本来IP无可厚非，但当一个IP被多次倒手获利，使得电影在开拍前就疯狂植入广告，电影制作完成就收回成本，已经无视电影是风险投资的事实，长远看肯定对电影品质有影响。

“网络时代人人都是影评人”究竟对电影是好还是坏？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卫认为，原来靠影评人在传统渠道才能传播声音的模式在互联网面前已经土崩瓦解，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互联网一方面给普通观众发声的机会，一方面也让专家的声音有了更多途径被观众听到。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晓云说，自己做学生时曾经参加过影评大赛，那时候数十万人参与，一方面反映了电影批评的火热，一方面也是因为评论渠道的单一。现在网络评论无疑对普通观众的影响更大，他曾经在网上评论过韩庚主演的某部电影，所有韩庚的粉丝都在骂他。批评家的观点未必都对，网上的声音也未必理性，从艺术到媒介的转型，有可能是理解电影新的路径。

“不要哭，不要笑，先要理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引用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话说，中国电影的品质将在观众的选择中不断前行。

（摘编自马海燕《电影批评还能影响电影吗﹖专家议电影批评何处去》）

此前的研究中，众多学者支持“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一观点。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动态发展，此次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的偶像崇拜现象不是历史某个阶段的产物，而是稳定、持续地发展着的；同时，偶像崇拜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不是青少年群体特有的行为。不过，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人群中有不同的表现。

偶像崇拜根本上源于内心需求。研究发现，周围人的态度会影响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的表现，但并不能决定其崇拜行为。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起始受他人或环境影响大，是个体选择和周围影响的综合结果，但其结束受自身原因作用更多。

互联网带来的每个社会人的解放，对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环境下，青少年与偶像的接触性活动增多，与其他崇拜者交流、与偶像交互、为偶像宣传，构成了新的偶像崇拜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更多的“后台”信息得以展示，“偶像”成为青少年可“触及”的目标。自媒体的产生，使媒体集团严密把控偶像宣传的局面产生松动，更广阔的渠道带来更丰富的信息，每个人都成为媒体终端的组成部分，青少年崇拜者也得以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更多地与偶像进行直接的互动。

在互联网繁荣之前，整个人类社会的交际圈是相对封闭的，尤以青少年的交际圈为典型。青少年受限于自身的行动能力，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严重。而互联网带来的人际解放，使青少年的择友从“选择题”变为“填空题”，由此形成的自由的群聚是“志趣相投”的发展，从社会解放的角度而言，无疑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互联网环境中的偶像传播生态阵地，已经从由杂志、记者把控要害的传统时代，转入到在“版主”“粉头”带领下的群体宣传时代。青少年在偶像崇拜活动中，不只扮演着末端消费者的角色，而且成为媒体生态圈中重要的一环。

青少年偶像崇拜因互联网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青少年自身所处的人文环境。近些年来，与青少年崇拜者近距离接触的人群，对于偶像崇拜现象的接受度已经显著提高，这一方面得益于整个社会开放性与容纳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必然受到了崇拜者本身行为转变的影响。在网络环境下，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活动已经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其对崇拜者能动性的激发，创造力的塑造，责任感的培养，甚至优于传统校园氛围下的素质教育，这是网络环境下偶像崇拜行为由个人向社会化发展的结果。

已有的诸多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偶像崇拜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不分年龄、国家、地区与时代。值得深思的是，到目前为止，很多研究仍然将崇拜偶像的青少年进行特异化处理，例如调查研究中出现“走火入魔”这样具有倾向性的词语。对于有偶像崇拜经历的青少年，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有怎样的发展，这样的变化性、动态性研究却寥寥无几。自媒体时代，“特性”是珍贵的个人价值，教育应尊重“差异”。偶像崇拜是否真的对青少年的整个人生产生了负面作用未有定论，但恐怕偶像的缺失要可怕于偶像崇拜。调查显示，各个年龄段都有曾经或者正在崇拜偶像的人群，且比例相对稳定，但崇拜的偶像类型有差异。在面对偶像差异上，青少年对“特性”的尊重常常比教育者表现得更好。教育应当先尊重代际差异和个性差异，之后再谈更好的发展。

此外，青少年对“认同”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并且会发生“认同转移”——对其 偶像或同伴的“认同”会被转移为对其自身的认同。反之亦然。而一些媒体往往通过一则恐吓式的报道就一票否决了所有崇拜者的“被认同感”。偶像崇拜是正常且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使整个社会站在崇拜者的对立面，造成环境恐慌和教育者的恐慌，激化不应有的矛盾。解除“妖魔化”的偶像崇拜印象，媒体应报道更多理性崇拜的案例，引导青少年践行理性的偶像崇拜观，同时也引导家长、社会对偶像崇拜现象抱有正确的认识和非负面的态度，营造对青少年文化宽容接纳的氛围，这也将反向作用于已经成为偶像崇拜网络宣传主体的青少年，帮助其建立“被认同感”和更自信的人格。

(摘编自夏晴《移动互联时代青少年偶像崇拜文化的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