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秦并六国，分建四十二郡，造成此下二千年中国疆域之大轮廊。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春秋时代华、夷杂处之局，逐渐消融，而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封建制破弃，郡县制成立，平民、贵族两阶级对立之消融。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分归大鸿胪和少府管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多由皇帝的心腹宦官担任。其首要职责是向宫廷进献海外珍品，兼管海外贸易。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中国第一个专管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负责征收舶税，“以助国用”。市舶司最多时有10个，主要设在沿海地区。南宋高宗绍兴末年，泉州、广州和两浙路市舶司年入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国家货币岁入总数的1/5。明朝承袭前代，在主要港口城市设市舶司，以适应海外诸国朝贡的需要，且终明之世，罢置无常。康熙年间，清朝撤市舶司，设江、浙、闽、粤四海关。1757年，除粤海关外，其余三大海关被关闭。

——据傅宗文《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整理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创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源头，儒重人道，道重天道，墨重科技，相得益彰，互补生辉；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营造了中华文化繁荣和五千年文明不间断的良好氛围，北魏之鲜卑、辽之契丹、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满洲，都与汉族文化交融会通、包容共进。公元前后，儒学文化就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至明末清初，前来中国交流的欧洲宗教人士、学者、商人和一些官员、使节，既向中国传播“西学”，又把“中学”带回欧洲，把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如《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等翻译成拉丁文本。另一方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日渐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给包括儒学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借鉴和营养。明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以科学为传教工具，引进了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药、数学、生物学及美术、音乐、建筑、水利等，都给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影响。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材料   王国维（1877-1927年）研治历史学起始于民国建立之后。他凭借其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等方面的特长，率先利用罗振玉提供的甲骨文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在考订古文献和古代史实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现实生活中的王国维在民国建立后不肯剪掉头上的辫子，表明其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忠于清室的立场，即使清帝逊位被逐出故宫，仍愚忠不改。《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的经典论著，叙述了五帝至殷周的历史，注重从地域上加以区别夏商文化略同之原因，而周代则与之不同之原因。指出：“故而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摘编自乔治忠《学界对王国维、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史学家的片面赞誉，误导后学》

材料   有论者指出：“宋代商税和田税截然分离，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地方政府定期公布商税则例及其变动情况，各地州、县、墟镇广置税务机构，这些情况表明商税征收到宋代首次进入了自身的制度化时期，”这标志着“原来超经济强制性质的抑商政策开始向经济性强制的征商政策转化”。同时，商税征收制度化，也是对商品生产者私有产权保护的制度化。因为比起唐末五代对商税的横征暴敛，商品生产者缴纳一定的商税，以换取政府承担对商品产权的保护，从成本上来讲是合算的。北宋初年，全国各地曾努力革除五代十国时期苛刻的征商制度，并严格约束各级理财机构和征商机构，防止其过度苛征暴敛，使商品生产者的交易费用降低，商税征收制度化，说明“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因为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宋代允许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也达到了政府“商旅晚安，课利自厚”的目的。

——摘编自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

材料 二战后，东北亚格局呈现出新的态势：美日韩三方渐行渐近、苏中朝三国结盟。随着美日媾和决策的形成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东北亚局势日渐紧张。朝鲜战争首先在半岛南北之间展开，随着美、中等国参战，战争也由国内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争。中美双方派往朝鲜战场的兵力高达300多万，苏联为中朝军队提供了所需的绝大部分军事装备，日本为美军充当前进基地和后方补给场所。从1950至1953年，美国共向韩国提供5.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51年，《美日安全条约》正式签订，美日同盟形成。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关系进一步巩固。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北亚格局表现出更加强烈而愈益泾渭分明的发展态势。

——摘编自夏季亭、齐廉允《朝鲜战争与东北亚格局》

材料   王焘（约670一755年），宰相王佳的重孙，青少年时期多病.常与当时名医交往，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后任职弘文馆管理国家图书达二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在认真攻读医药书籍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以前中医学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还发现大量医药书籍不注明出处而很难确知时代与作者。他立志要改变上述缺陷，为此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终于在752年编撰成书《外台秘要》。该书每门皆以《内经》或张仲景学说之理论贯其首，并分卷别类收载各种病症治疗医方六千余首；凡《外台秘要》>引用者，皆注明出处。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由于王氏治学严谨.《外台秘要》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校勘古代医籍的重要参考书。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