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先秦羁縻政策比较，汉唐时期的民族羁縻政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较大发展，也在某些基本原则上有较大的突破、创新。首先，就多民族统一原则看，汉唐时期大大强化了周边民族对中央政权的隶属地位，作为少数民族的首领，其所担当的职权往往以受内地政权的册封为根据，并直接受汉唐所设的羁縻政策州府官吏的监督或汉唐驻军的控制。其次，汉唐的羁縻统治进一步发展与健全了先秦时的“依俗而治”原则。“依俗而治”不仅要强调“依俗”，更要在“治”上作文章。“依其故俗”只是治理的一种方法，其实是以设立羁縻机构职官及派军队等政治军事管理行为为前提的。其三，汉唐的羁縻统治民族政策把协调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放在了较重要的地位。汉设西域都护客观上起到了协调民族关系的作用。唐在大漠南北及西域设置的羁原府州，也有利于防止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攻伐。最后，汉唐的羁康统治把加强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提上日程。汉唐时内地政权与周边民族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活动。

——杨永俊《我国古代民族羁縻统治政策的变迁及其原因探究》

材料二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在土司地区行政管理上的做法是，在西南边疆重要地区设置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并任命流官，形成土官与流官联合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态势。“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经明代中央政府至清代前中期很好地施行，使这种民族政策得到巩固与提高，使西藏东部地区与川西藏族地区实施了政教合一制度，在川、青、甘、滇藏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到了清朝中晚期，清政府在面对农民起义冲击、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才一改过去“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在川西北地区强力推动改土归流，迅速推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

——李良品谈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