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相关内容，归纳“‘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的主要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中国传统蒙学经典概况简介
| 蒙学经典 | 简介 |
| 《千字文》 | 南朝梁武帝时期周兴嗣奉命将1000个单字，编纂成每句4字共250句的韵文。涵盖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知识性与艺术性，堪称双绝。 |
| 《百家姓》 | 成书于北宋初年，收集中文姓氏504个。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颇具实用性。 |
| 《三字经》 | 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篇。 |
| 《小儿语》 | 明代的吕得胜所撰，他主张儿童有知识时，就要进行正确教育。他认为民间儿歌对儿童固然无害，但对品德修养以及后来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编写新的儿歌，用来代替旧的儿歌，是以成此书。 |
| 《弟子规》 | 开篇“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清朝康熙年间李毓秀编撰。以三字韵文方式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特别注重童蒙养正、敦伦尽分。 |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特点。
（2）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3 . 材料 就宋代儒学而言，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主要包括内外两个层面：就外而言，是要排斥佛道二教，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承接先秦儒家的传统，站在理论的高度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家哲学形态，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内而言，是要抛弃汉唐传统儒学粗疏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形态，从儒家原典中发掘新的思想材料，并以之为出发点，对佛道学说中有用的思想资料进行整合，把儒家经学从原来的训话之学引向义理之学，进而建立起以伦理道德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儒家哲学。
——摘编自徐洪兴《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1）根据材料，归纳宋代儒学的新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儒学的影响。
4 .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孙家鼐，清咸丰状元，与翁同酥同为光绪帝师，是晚清著名教育家和京师大学堂的“首办人”。
材料一孙家鼐清醒地意识到“泰西各国……凌抗中朝，荤荤群才，取之宫中而皆备，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
孙家鼐在奏报官书局章程中，将农务、制造、测算之学置于律例、公法、商务的同等地位。在他看来，无论“中学”或“西学”都不是一门“学科”，它们是学问的门类，是学习和求知的方式。至于京师大学堂所要传授的“学问”，孙家鼐则分立10科，并不作中西学之分，其中有6门学科涉及科学和技术。这6门学科的内容均包括基础科目与应用技术。
材料二孙家鼐认为“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要义的主张最要紧。他指出：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国家积弊，惟在敷衍颟顸，事无大小，多以苟且塞责了之”，“贫弱之患犹小，壅蔽之患最深”。1895年，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议论时政，译书译报，孙家鼐“尝为代备馆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强学会”。他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向光绪上奏，“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对于维新派的民权说，孙家鼐认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归纳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的背景和重要贡献。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孙家鼐对维新变法的态度。
材料一 《宋史》记载：“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当时国子学为独一无二的中央官学，太学生附读于国子学，并无独立的太学。庆历三年（1043年），太学独立建校，国子学作为中央唯一官办学校的格局被打破。从庆历四年（1044年）到熙宁元年（1068年），包括国子生，太学生在内的国子监学生定额从200人增至900人，“孤寒之士”纷纷进入太学。至南宋，“国子生附太学”，“于太学辟一斋以处之”。《国学议》记载：“至于绍兴，国学愈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当时布衣从公卿牒补入国学，而真国子入学者十无一二。”
——摘编自张邦炜《宋代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着眼于唐宋变革与会通的观察》
材料二 近年来，海南省教育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持“五育并举”，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融合育人体系，倾力培养具有海南“特色印记”的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和自贸港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积极构建“红色人文，绿色生态、蓝色海洋”海南特色德育体系，指导各地各校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四史”教育、国防教育，海洋意识教育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
——摘编自《坚持“五育并举”打造海南学生“特色印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中央官学的变化，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海南“特色印记”教育提出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亭林的观点，并简析其提出该观点的原因。
材料 明末清初，有名医吴有性、戴天章、刘奎，皆以治瘟疫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戴天章好学强记，尤精於医。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为人疗病，不受谢。乾隆末，刘奎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摘编自《清史稿》卷五百二
1907年前后，医学家丁福保将“传染病”称为新事物，“自新事物逐渐发现，而传染病之见解，逐渐超于新方面矣”。激进人士甚至产生了“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研究卫生，欲研究卫生，必先注意传染病之卫生为最要。中国医道晦盲，卫生一道不讲求，数千年于此”。1910年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把它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
——摘编自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
(1)根据材料，概括四位名医在医学上的贡献，并对他们予以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学自我革新的社会意义。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材料一 中医作为传承千年的“岐黄之术”，自古以来就备受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青睐。两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首开古代丝绸之路，医药的互换与医术的切磋涵盖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之中。隋唐时期，中医相继传入了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和越南等国家，中医也成为日本和朝鲜遣唐使学习的重要内容。宋元时期，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中草药传至亚欧非地区。明代时期郑和下西洋，带去了中医药，传播了中医药文化。明清时期，西方学者将许多中医典籍翻译成了英语、法语等语言，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摘编自王锦《“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路径研究》
材料二 1840年以后，兼容了儒释道等各家之精华的中医学不可避免地被与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一度被推向风口浪尖，而西洋医学的输入直接影响到了中医学的生存。也正是从那时起，有人企图走“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的发展之路，力图用西说证明中西原理相通，更有民族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医、主张全盘西化。中医药遭遇了发展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中医并没有消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日益为国人所重视。
——摘编自刘国伟《中医在五个典型历史时期的海外传播概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医药海外传播的方式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中医学遭遇生存危机的原因。
材料 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特点的成因。
